思想传世与大学制度

    最近见到一份美国西岸某大学的经济研究院的读物表，二○○九年编的，推荐五十四件作品，其中九件是我的陈年旧作。有点偏袒吧。我可没有在该校教过。去年一位同学到美国东岸进入某经济研究院后，说新生被指定要先读两篇文章。其一是阿尔钦的《不确定与自然淘汰》，其二是我的《蜜蜂的神话》。阿师的《自然淘汰》远比我的《蜜蜂》重要，跟他挂钩是高攀了。几年前美国西岸另一家大学的一位教授传来他的一位学生的文章，批评我一九七○年发表的《合约结构》，来信中该教授说我那《结构》一文是天然资源课程的必读的作品。奇怪那五十四件作品的读物表，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没有放进去。

这些日子我终于完成了厚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的最后小修，北京的中信正在出版了，而香港的繁体版两个月后会以精装面市。学术生涯是画上了句号吧。我因而想到，四十年前是一九七五，不知在该年之前自己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今天还有人记得呢？搜查一下，发觉还有人引用的近于全部。下面是一九七五年之前的作品：

《私产与佃农分成》（一九六八），《佃农理论》（是书，一九六九），《合约选择》（一九六九），《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一九七○），《子女产权与中国婚姻》（一九七二），《蜜蜂的神话》（一九七三），《价格管制理论》（一九七四）。上述七件作品不仅今天还在，被引用的频率有上升趋势。有另外两件是否还在有问号。其一是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只两三页的短文，题为《费雪与红卫兵》。这小品历来认为不会有人读，但今天某网页说是我的famous wit。看来是一些行内君子在我背后闲言闲语。另一篇是一九七五年发表的《屋顶与天星》，写香港二战前的租金管制。虽然写得用心，我历来不认为该文有机会传世，因为写的是很特别的实例，没有一般性的用场。但上文提到的读物表，该文竟然出现。

用英文下笔的学术论著中，我没有发表过一件大红大紫的。然而，四十年是长时日，还有人记得，而被引用的频率，下降了一段日子后今天再上升。同样被行家们引用二百次的文章，出道两年就二百次，之后不再，是大红，却远不及每年五次四十年加起来二百次那么重要。事实上，只要大约平均，四十年加起来有百多次算是经典之作了。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两年前的引用指数一千四百多，是我被引用最多的英语文章，到今天三十二年。科斯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个奇迹，两年前算被引用约二万次！法律刊物帮了他一个大忙：被经济学界开始漠视之际，法律学界极为重视。

文章长寿，我们搞思想创作的梦寐以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推出「引用指数」这个玩意。一时间同事们都注意起来了。但过了几年大家注意到，某些哗众取宠的文章，属废物，可以大热三几年；毫无新意、综论他家之作的，多被引用；做学报编辑有大着数——作者要擦编辑的鞋。究竟这引用指数代表着什么很难说。再过一段时日，大家察觉到：大名的教授，在研究院多教博士生的，在生时有很高的引用指数，但谢世后这指数一下子下降至零或近于零。同事之间于是转向文章传世的时日看。传世时日这个衡量，引用指数当然有用场，但比不上文章打进研究院的读物表那么可靠。有两点。其一是读物表的文章，为了考试研究生会读得较为用心，影响了他们将来写文章的思维；其二是教授编好了给学生的读物表，不会频频更改——一般是多年不变的。

长寿文章值钱吗？不及短暂火热的那么值钱。我出道时的一两件作品对我升职有助，其他的对自己的收入贡献一律是零。那刚好是在算文章数量之前，为追求真理而研究是当时师友之间的意识。我从来不需要管文章的数量是多是少。事实上，退休后我花了十四年才写好的《经济解释》——绝对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带来的金钱收入是负值：稿酬或版税由协助整理文稿的收取，墨水与纸张是自己出钱买的。真羡慕戴维德：这位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大师索性不写文章，连墨水与纸张钱也省下了。他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起自六十年前，这传统今天还在，我没有一篇文章比得上！

是的，足以传世的思想创作是共用品，不能把不付费的隔离而收费，而创作的历程—般是那么艰巨，要付出的生命代价是那么高昂，没有适当的环境或学术气氛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然而，我认为，也深信，一个社会如果要把学术搞起来，要产出大有市场价值的学生，不可以没有像戴维德和我那样的人。我们教学生赚得的收入是源于学生毕业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市场有价，但我们的思想的本身是共用品，学生不用我教可以自己读我写下的。学生赚钱，因为他的劳动力不是共用品。

是的，像戴维德和我那样的人，一般不会斤斤计较自己授徒的金钱收入是多少。我们知道思想本身卖不起钱。然而，在艰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大的满足感，足以有高傲之情。我自己可以拿着一件刚完成、自己认为有很大机会传世多年的作品，整晚反复欣赏，自我陶醉，睡不着。我曾经有几篇文章，道德问题不论，写好后你出很多钱我也不会割爱。

追求真理的人或多或少愿意付出减少物质享受的代价。这些人要求的是多一点物质之外的享受。他们要有思想可以来去纵横的自由，要有谈得来的同事，要有方便的资料供应，而重要的是希望受到同事与学生的尊重或敬仰。戴维德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他家中没有电视，衣着天天一样。不写文章，但每次开口说话在旁的人必敬重地细听。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会容纳戴维德这种人，是可悲的发展。

我们不能强求每家大学都有些学者有着戴老当年的风骨，也不能期望每个学系有一个像施蒂格勒那个层面的学富五车、文采斐然的人。但回顾美国在学术上搞得最好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称得上是有思想斤两的学系，总有三几个学者，走思想创作的路，有机会写出一些足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有机会，虽然不一定可以写得出来。思想传世这回事，天赋与环境之外还要讲运程。

这就带到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一家大学的某学系要打进世界级水平，这学系总要有三几个成员有机会写出一两篇足以传世二十年的文章。困难是这学系不容易挑选一小撮教授优待地处理。需要的是这学系懂得选择一个前景看得清晰的思想范畴，提供适当的环境而鼓励所有教授与研究生互相研讨，一起追求。思想传世这回事，其成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不是有聪明才智、研究的资助够多就必有所成的。我们只能选取一些兴趣相近的教授与研究生，提供适当的气氛环境，不断鼓励，希望一个思想范畴能搞起来。

跟西方的名校相比，今天北京对大学的资助，尤其是那些重点大学，是慷慨的。炎黄子孙的先天智慧了不起早有定论；这些年无数的出土文物显示着我们的文化是人类的光辉。然而，开放改革三十多年，出外旅游的炎黄子孙掷出去的钞票威力足以令他国的售货员纷纷学中语，但在学术的进取上我们很尴尬，失败明显，过于明显了。一年花五万美元送一个子女到西方求学的不少，但出不起这样的钱的聪明、好学的青年无疑是绝大多数。今天不少内地的同学认为，出得起钱到西方求学的一般不是最好的学生。北京别无选择，要大事搞好高级教育的气氛与制度。

过后我会投诉约束言论与搞人际关系这些不好说的话题。这里要批评的是大学升职要数文章多少与在哪里发表等无聊玩意。我写过了，数文章、论学报源于美国的次等大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越战惹来的祸。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十年后普及神州。有什么意思呢？姑勿论文章传世不传世，也不论会否被外人引用，今天为米折腰而发表的好些学术文章，就是能成功地打进西方的名学报，基本上没有人读！

做学问可以是有趣的消闲，任何人都应该尝试，但学问的高处所求的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要创造出一些足以传世一段日子的新思想。不是儿童游戏，尝试的人要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我自己为经济学日夕思考五十多年。阿尔钦、科斯、巴泽尔、施蒂格勒等朋友没有一个不如是。我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从事生物研究，走我的路，是他们的生命，他们自己选择。追求真理不可能没有很大的满足感。中国的大学要改革到参与的人有机会争取这满足感才算是初步的成功。

我为今天中国的大学认为用中文发表文章算不上是可取的学术这种妄自菲薄的意识感到悲哀。几个月前听到一位在广州作教授的，说他们听到上头通告，不再以数文章多少为升级的准则了。我以为有转机了，但两个月后一位在南京任教职的朋友再申述数文章、排学报的衡量规则，包括在西方以英语发表远胜以中文发表的。在经济系，有说如果一篇文章能打进《美国经济学报》（AER），会有可观的奖金云云。

《美国经济学报》又怎样了？一九七二年该学报的主编读到我的《蜜蜂的神话》的文稿，要立刻刊登。我回信说不成，因为要交给科斯主编的《法律与经济学报》。阿尔钦也曾经这样做：早上十多年，他那重要的《成本与产出》被《美国经济学报》取录了，但跟他老师有关的寂寂无名的文章结集索稿，他就把该文交出去，推却《美国经济学报》。原则简单：有机会传世一段日子的文章，在哪里发表都一样。毫无机会传世的呢？最好不多写。科斯那篇后来石破天惊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九五○年发表时该学报只印制了五百本。那是《法律与经济学报》，当年行内的众君子一般没有听到过。

文章要传世三几十年是很渺茫的事。上苍有知，我们很难在事前判断怎么样的人要有怎么样的天赋才能写出足以传世的学术作品。需要碰巧的成分很大。我主要是靠自己的品味作判断，加上可以持之以恒地追求。另一方面，事后孔明，我们知道传世一段长时日的作品一般有如下三项特征：一是有内容，二是有趣味，三是有真理。哗众取宠不可取，我自己有偏爱的是思想有点难以形容的新奇，即是中国人说的有点灵气。可惜的是，创造一些新术语可能传世一段颇长的时日，惹来创造术语的人不少。

我贬低以数文章多少作为衡量学术高下这个准则，源于争取国际学报取录主要是讲规格，或讲形式，而内容大有深度的，学报的编辑与评审员一般不容易看得懂，或不会多花时间考虑。没有戴维德作编辑，科斯不会写出他的《社会成本问题》。没有科斯作编辑，我不会花几年才写好巴泽尔认为是他读过最重要的《价格管制理论》。该文难读，一般的学报不容易接受，但科斯知道那是我想了几年的作品。自然科学应该比较中肯吧，但他们那边也认为数文章多少为祸不浅。

从西方的思想史衡量，我们知道算得上是经典的思想范畴，其发展一定要有世事或现象的启发，加上有适当人材的组合与思想自由的气氛。跟艺术发展不同，足以传世的思想创作不需要有富裕的社会环境。历史从来没有说文章斗多对思想传世有助。

从经济思想那方面看，要写出一篇足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一个聪明才智的学者穷毕生之力不一定可以办到。要讲碰巧。我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写博士论文时碰中一个大巧：一脚踏中合约结构与合约选择，走进了一个没有人到过的新天地，跟着一路走下去。可能还需要的是老师阿尔钦给我的评语：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学生像史提芬那样，可以持久地拼搏。我的经验说，走进了自己的天地，持久地拼搏大幅提升了不断碰巧的机会。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