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油价持续下跌

1月13日，国际油价一度下挫达4%，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分別低见每桶44.2美元和每桶45.19美元，再创近6年低位，国际油价一跌再跌。有人认为，这次油价再跌主要是受高盛、法兴等大行相继调低油价预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油组成员国说了一些不利油价的话影响，从而令炒家有机遇可乘，再推低油价。也就是说，当前油价的下跌完全是一个金融行为问题，而非是石油实际关系变化问题。

我在年初时就指出，与美元强势再强势一样，国际油价一跌再跌，可能成为2015年国际市场最大的风险。而今年才过去不到半个月，国际油价继续大跌，对不少国家及投资者来说，估计是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及投资者对当前原油产品的性质有所了解，那么当前油价一跌再跌，也就是会感觉到比较平常了。

我们应该看到，国际原油早就期货化、金融化了，早就不是实质性商品，因此当前国际原油的价格运作机制、定价基础及价格变化方式早就与实质性商品价格运行有很大差别了。因此，如果我们把原油当作一种金融投资品来理解，那么就容易理解当前油价一跌再跌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对于金融性石油产品来说，它的价格变化并非仅是用石油的供求关系变化可解释的，更不是仅用原油的生产成本及市场竞争性来理解的，而是更主要是由油价的市场预期来决定。

因此，目前纽约期油已经跌到每桶44美元了，是不是已经到底了呢？这主要油价的市场预期是如何变化。如果预期逆转，当然这个价就是见底了。如果油价的市场预期没有逆转，那么国际油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比如，有分析指出，从1970年以来，油价曾经出现过6次跌幅达50%的大跌市，只有上世纪80年代中的跌市最接近今次，同样主要是受到预期长期供应过多的冲击。在1985至86年间的油价大跌市中，油价在短短4个多月间急挫67%。如果这次油价也上次相若，那么当前油价与见底则还有不少差距，即当前油价可能跌到每桶40美元以下。而这些就取决于今后市场预期。

那么油价的市场预期又是如何决定的呢？这既与国际原油长期基本供求的预期有关，也与主要计价货币美元强弱有关，因为，作为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如果美元走强，那也意味着油价还会下跌。同时，也与金融市场条件有关，如利率水平、杠杆率等。如果政府及投资者把握油价变化的这种特性，那么政府及投资者就更能应对当前国际油价的一跌再跌了。

不过，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政府在这次处理油价一跌再跌这个问题上，往往只是把石油看作实质性产品在处理，而不是把石油看作是一种金融投资品。比如，海关资料显示，2014年12月中国原油进口量同比跳增13.4%，达到破纪录的每日715万桶。还有中石油下的贸易公司中国联合石油，2014年10月在普氏交易视窗破纪录地采购了47艘船货，相当于於2400万桶。同时，中国于11月20日罕見地发布声明，称已经完全战略石油储备第一阶段目标，计划于2020年之前完成第二阶段的战略储备计划，将再额外持有1.7亿桶原油。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的石油进口基本上是由国有企业或国家所垄断，而中国又是一个石油进口依赖度达60%的国家，当油价下跌时，这些部门增加对原油的进口，看上去是无可厚非。因为，在价格下跌后进口原油的价格肯定会比最高价格水平时会低许多。比如，假定中国11月份原油进口均价为每桶75美元，那么与2014年6月份每桶107美元相比，其省去了成本达30%。但是与当前每桶45美元相比，则每桶又高出了30美元，价差高达66%。如果以每日多进口100万桶计算，那么12月份多付出进口成本就高达9000万美元之多。

还有，当国内政府看到油价持续下跌，而不断地加大原油进口量，但这并没有引发国际油价反弹，反之国际油价还在持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原油进口为何没有作出调整，看明白其原因所在呢？如果能够这样做，节约进口石油的成本是太容易了。可能最大问题还在于没有看明白当前石油产品早就金融化及期货化，它的根本性质是金融投资品。而石油作为金融投资品，它根本上是与实体石油的短期供求变化没有多少关系。价格上涨时，只要预期上涨，油价还会上涨；价格下跌时，只要预期下跌，油价下跌了还会下跌。如果政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在进口原油上可以省下巨额的成本。

还有，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也是一次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通过这种利益关系调整，既可促进国内居民消费，也有利于降低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要建立起一套普惠国民的利益机制。因为，汽油作为居民一项重要的生活消费品，油价的下跌实质上看作是对一项税收减免。有分析指出，这次油价下跌，可让美国居民一年节省加油成本达到1200美元。而这也成了今年美国居民增加消费主要推动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这套利益分享机制好象没有建立起来，国内居民实际分享到油价下跌好处远低于国际市场。而这些利益或是进口价格远高于市场成本没有节省那样多，或是国家以税收方式拿走，或是国内垄断油企获得。

总之，油价持续下跌，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次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天赐良机，关键是政府要制订一套好的应对机制。无论是原油进口价格谈判，还是国内利益分配，政府都应该制订一套普惠国民分享机制，并以此来带国民消费及促进国内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