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另一种方式的敢言
我进一步思考,更大的“名气”是否就意味着更大的表达自由?将这个问题放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下考虑,我发现这个结论显得太幼稚了!所谓“我手写我口”,尽管在形式上可能会因为个人名气而有不同的自由度,但是在内容上人人都顶着有一块“透明天花板”,而且不同领域完全是“五十步笑百步”。在意识形态约束方面,搞理科的可以笑话搞文科的,在文科里搞经济的又可以笑话搞法学的,搞法学的只好去笑话搞文学的。不得不承认,文学创作可能是“禁区”最多的领域,只要看看每年被枪毙、阉割、封杀的电影就知道了。
但是,作为非文学写作者,且慢保持这种优越感。看了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丰乳肥臀》之后,作为经济学者的我,首先是感到在表达勇气上的羞愧,其次才是对作品价值的震撼。首先,光是这题目,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雷区”。即便在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学领域,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大胆的题目。不须学术期刊的编辑动手,我们早已学会了条件反射式的自我阉割。比如讨论腐败问题,我们绝不会写下诸如《腐败源于集权》这样有勇气的论文题目,而是将几个不痛不痒的关键词串联起来,比如《腐败、官员行为与经济增长》,连《腐败、民主和制度》这样的题目都不写出来,或者写出来也会被编辑改掉。我们还可以辩解说,这是国际经济学论文的惯例,但我们绝不会提及国际经济学论著也有很多大胆的题目。比如,当今经济学界的明星教授Acemoglu与合作者Robinson教授合写了一本《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这样的题目不仅在中国不允许写作,甚至连直接翻译都不行(在中国出版时被译为《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更让人纠结的是,这两位教授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专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让国内的出版社和翻译者情何以堪?
其次,重点要说内容,那就更让我们羞愧无比了。《白鹿原》只是从民国时期写到解放初,但《丰乳肥臀》却是从抗日战争写到国共内战,从大饥荒写到文革,从改革初期写到1990年,跨度之大、人物之多、剧情之杂,罕可匹敌。最重要的是,莫言以直接的方式描述了那些时代最阴暗、最残酷、最无耻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正规的中学教科书上,几乎完全绝迹。但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人性,符合逻辑,也符合严肃学者们提供的各种证据。如果莫言在写作此书的20世纪90年代不是早已成名,我怀疑这样大胆、深刻的伟大作品今天也难以面世。因此,莫言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他还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政府居然允许对莫言进行正面宣传,使更多中国人有幸通过莫言的作品了解历史的真相,理解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经历的种种苦难,这其实也是一种进步。我不清楚这样的作品在面世之前和之后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首先要突破自我阉割的精神局限,其次要策略性地保护自己表达的权利,并最终获得正统话语权。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情。因此,我非常赞同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授对莫言的高度赞扬,他说“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当然,人无完人,相比之下,抄写“延安讲话”和歌颂重庆“唱红打黑”即便不是微不足道,至少可以说瑕不掩瑜。
“莫言”,其实讽刺性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直言的诉求,也是莫言本人以文学作品来“敢言”的成功案例。我们大部分人也许没有莫言的勇气,更没有莫言的运气,但是至少应该有尊重和学习莫言的正气。在当下的中国,尽管“透明天花板”依然存在,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试图蹦得更高,“天花板”本身也会变得更高。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躲避“天花板”,那么这块“天花板”就会越来越低,直到大家都趴着,甚至跪着。自由,应该就是这样自我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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