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商社建立的内外因素

文章来源：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www.baiyimin.com）许多中国企业都有一个“综合商社”梦，即以三井物产（日本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为标杆，努力从“贸易公司”向具有金融投资功能的“综合商社”转型。而当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中国式的综合商社之时，韩国第一综合商社“三星物产”（属三星财团）早已出师，并成为1970年代韩国进行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先驱和样板。
2009年12月28日，以三星物产为首的韩国财团联盟击败了法国、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价值400亿美元的阿联酋核电站工程，使韩国一夜之间成了“核大国”，让世界为之一震。事实上，除了阿联酋核电工程，“世界的挑战”迪拜塔，以及马来西亚标志性建筑“双子塔”和台北“101大楼”也都是三星的杰作。
作为韩国最大的综合商社，三星物产（属三星财团）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火车头般的推动作用。在主导韩国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引导了国家工业的高度化和世界化。比起三星的骄人成绩，同样处于面临“转型与升级”的中国，以及正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能学到些什么？
三星物产：打造韩国经济火车头
三星物产是如何打造成韩国头号综合商社呢？
这家商社的前身为“三星商会株式会社”1941年由三星财团创始人李秉哲在首尔创立，主要经营国际贸易。李秉哲青少年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习部政经科。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倾向日本的商业文化，他将之运用到了企业的各个方面，使三星商会具备了现代企业雏形。
1948年，三星商会更名为三星物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1953年8月，三星物产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从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当时，三星物产通过引进日本三井物产的资金、技术等，与三井财团内的各个企业建立起广泛的商业联系。
同时，三星物产还引进了国外的管理方法，模仿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特别是在经营合理化方面，三星物产几乎定期向三井物产等公司进行咨询。如强调职工对组织的忠诚，实行“信赏必罚”，制度的维护，组织的清廉，以及教育培训制度等，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经营特点。
李秉哲认为，作为缺乏资源的韩国，尤其要学习日本的经验。所以三星物产的发展策略一直是紧盯日本大商社的发展，并且比韩国政府率先一步收集国内外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大量资料和情报。对韩国政府来说，要改善经济政策和制度，不得不向民间咨询有关方面的情报，而三星物产给予了积极地支持与配合，从而获得有利地位。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建立“综合贸易商社”制度。韩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案几乎完全以三星物产提供的资料为基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三星物产公司被政府指定为“综合贸易商社1号”，从而成为韩国综合贸易商社的先驱和样板。
在获得韩国综合商社称号后，三星物产迅速崛起，追赶日本综合商社。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三星物产作为后起之秀，加快了向国际市场进军的步伐，引起了日本的注意。《日经新闻》周刊曾多次详细介绍三星集团并解剖其成功原因。尽管“三星物产”与“三井物产”的名称只有一字之差，但他们的经营理念、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几乎一字都不差。
1995年9月，三星物产合并了三星财团的三星工程建设公司。自此，三星物产形成了集贸易、投资、工程与建设为一体的综合商业体系。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91116亿韩元（约合82亿美元），净收入3391亿韩元（约合3.05亿美元）。2011年，三星物产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492名。另外三星财团的其他两个公司三星电子和三星生命也分别在世界500强中排第22名和第333名。
这些数字，无一不证明了三星财团在世界的影响力。
综合商社建立的内外因素
在没有组建综合商社之前，韩国是一个资源极其贫乏、经济落后的农业小国。当时由于几乎毫无工业基础，致使韩国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国内经济畸形发展。
195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进口替代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相应的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了韩国制造业的发展。到了朴正熙时代，韩国政府决定改变战略，于1967年提出实行外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将工业化重点转移到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和已完成的进口替代的消费资料部门的出口。政府全面介入进出口贸易活动，最终建立起政府主导型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重化工业的发展，到了1970年代，韩国出口导向开始以重化工业出口为工业化战略方向转化，钢铁、造船、电子、汽车、石油石化、电气和机械工业等开始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与技术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可是，以重化工出口的战略的实现需组建大型化、专业化的贸易公司来推动，这无疑为韩国商社组建提供了“温床”。
可是，在韩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第二阶段刚刚实施，却遇到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作为韩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国家因此开始对进口商品进行严格的控制，使得韩国工业品的出口市场日益狭小。韩国经济迫切需要打破国际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其次，1975年，韩国的贸易公司从60年代的几百家上升到1800多家。由于外贸公司数量过多，经营分散化、小型化，再加上出口商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能分工，造成内部过度竞争，外贸秩序极其混乱。这成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能否实现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此外，韩国总统朴正熙于1973年修改了宪法，为了确保在总统选举中连任，他承诺在任期内要实现出口超过1004k美元的目标。可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这一目标的实现十分困难。
同期的日本，经济与贸易却持续增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韩国通过对日本综合商社在日本对外贸易地位以及作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综合商社是日本保持高速增长和高盈余的主要原因。于是决定引进日本的制度，建立旨在形成较大规模和较高效率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经营组织。
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伊藤忠的传奇人物濑岛龙三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鉴于韩国与日本一样都缺乏资源，濑岛龙三向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朴正熙总统提供的对策是设立综合商社，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
1975年4月30日，经过韩国工商部一年多的研究，韩国正式颁布了取得综合商社资格的一组最低标准。
（1）自有资本总额不少于10亿韩元（约250万美元）；
（2）年出口额高于5000万美元以上；
（3）出口产品7类以上，每一类产品出口规模50万美元以上；
（4）产品出口的对象国要在10个以上，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额不低于100万美元；
（5）要有10个以上的海外分支机构；
（6）公开发行股票，使综合商社资产为社会公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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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物产掀起了韩国组建综合商社的序幕。5天后，大宇实业、双龙也获得了综合商社的称号。自1975年开始组建商社以来，4年内总共有13家企业获得了综合商社的称号。与日本综合商社类似，在这13家综合商社里，除了高丽贸易属于韩国贸易协会，其余12家均为韩国大财团的内部贸易公司。
商社给韩国插上“翅膀”
综合商社在推动韩国以重化工业出口为标志的出口为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提高出口规模经济效益、抑制中小企业出口商恶性竞争方面，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综合商社，就没有韩国经济的腾飞。
1975年～1982年，韩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1.8%，出口额由52.4亿美元增长到216.1亿美元。同期，综合商社出口年平均增长48.1%，超过全国平均出口增长进度的2.2倍，出口额由6.71亿美元，增长到105.3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3.6%上升到48.7%，1983年又上升到51.3%。韩国出口的一半是由综合商社实现的，韩国商社成为海外贸易扩张的“急先锋”。
正是在综合商社的带动下，韩国从1962年由占世界贸易综合的0.05%迅速上升到1982年的1.2%，整整增大了24倍。1971年韩国位于世界出口排名的第31位，1982年就上升为第16位。综合商社出口的这种变化，说明了综合商社在实现贸易大型化、规模化，推动韩国出口高增长和产业国际化的目标在80年代初基本已经实现。
在综合商社的出口结构中，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重迅速上升。1977年重化工业产品出口的份额占综合商社出口总额的47.4%，1980年上升为54.9%，1983年上升为66%，超过了韩国出口产品中重化工业产品的平均水平（55.7%）近11个百分点，这对韩国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样，综合商社在实现韩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起初韩国传统出口市场主要是面向西欧、北美、日本和亚洲市场，1977年这些地区的出口占综合商社出口的80%。经过6年的出口地区多元化发展，到了1983年，中东、拉美地区、大洋洲、非洲地区的出口占综合商社出口总额的52%。
在主导韩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同时，以三星为首的韩国商社还肩负着提高韩国能源自给率的重任，担任产业投行的角色。如在哈萨克有三星物产、LG商事与哈萨克斯坦国营石油公司合资的石油合作公司（韩方持有69%的股份），在美国、刚果、中国、印度等国家都看得到韩国综合商社的身影。
需要强调的是，商社一定是财团的商社，利用财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体系也是政府培植大型综合商社的微观基础。韩国由私人资本和政府权力结合形成产业、贸易、金融一体的财团，一类是以三星、前大宇为代表，以贸易起步，后向产业发展，形成贸易产业财团；二是如现代、SK，以产业起步，后向贸易发展，形成产业贸易财团。
正如三星物产官网所阐述的那样，正是以三星物产为基础，三星集团才能够始终拥有世界化的人才，稳定的财务结构，有效的收益结构，和富有世界性竞争力的品牌价值。韩国组建综合商社仅用了30年的时间，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
中国需要“商社军团”
2012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2012年国情咨文，“宣布成立贸易执行机构，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低迷，国际贸易保护有所抬头，中国面临的外贸环境日益严峻。
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频繁，双方贸易领域冲突加剧。美国向中国输美的轮胎、太阳能光伏产品、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使用贸易保护手段，提高关税，限制进口。除了日趋严重的外贸环境外，中国未来产业升级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企业除了低附加值的物品能走出去，高附加值的产品不但没走出去，国内企业自己的生存也已受到外资的威胁。其实，中国现如今面临的困境与韩国当年建立综合商社国内外环境十分相似。
韩国通过组建综合商社以及财团，不仅让外资在国内很难有大动作，还哺育了三星、现代、大字、SK等世界型财团企业。通过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现代重工、LG等几家实力雄厚的财团制造企业的联合，帮助韩国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不断强化优势地位，并推动了他们的研发创新与设计，真正实现了“走出去”。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无法建立综合商社以及财团体制。其实不然，日、韩商业文化与中国商业文化一脉相传，从日本综合商社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徽商、晋商、浙商的影子。当然，综合商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正如日本财界人士所说的那样，中国只要踏踏实实地打造自己的财团与商社，一二十年间便可成形，很快就会有如三井、三菱这样的超级大财团。
以日本、韩国的综合商社为代表的财团模式，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组织结构，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可谓集研发、技术、情报、争夺原料、抵御外资、海外市场扩张等功能于一身。所以说，建立日韩的综合商社以及财团体制正是中国之所需。文章来源：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www.baiyimin.com），出处：《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