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高学历有用吗？

据说，中国政治高层正在走向高学历化，领导人动辄博士什么的已屡见不鲜——其实也不限于领导人，就是基层官员，也纷纷将自己学历弄得登峰造极——据《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12日报道：广州市在今年更换的区、县级市一把手中，半数都是博士。也许是因为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中那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深入人心——或者说官心——了，所以，官员们纷纷提高自己学历文凭来跟这些前车之鉴划清界限，以便做“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搞政治用得着那么高的学历么？    

不妨来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开国元勋，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之子，1732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的威克弗尔德庄园。他一辈子没有上过大学，20岁时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1753年到1758年期间华盛顿在军中服役，积极参加了英法在东海岸的战争，从而获得了军事经验和威望；1758年解甲回到弗吉尼亚，不久便与一位带有两个孩子的富孀——玛莎·丹德利居·卡斯蒂斯结了婚。华盛顿在随后的十五年中经营自己的家产，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1774年他被选为弗吉尼亚的一位代表去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时，就已经成为美国殖民地中最大的富翁之一了。而另一位开国元勋，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汉密尔顿，出身不过一个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和无家可归的孤儿，他做过账房伙计、大学生、青年诗人、评论家、炮兵上尉、华盛顿的战时副官、战场英雄、议员、废奴主义者、纽约银行创造人、宪法委员会成员、演说家、律师、教育家、对外政策理论家和军队高级将领等等。虽没什么耀眼的文凭，但作为政治家，他却正如切尔诺夫说的那样——“如果说杰斐逊提供了美国政治论文的必要华丽诗篇，那么汉密尔顿就撰写了美国的治国散文。没有哪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有如此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制订了如此恰如其分的体制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便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就中师毕业，中学文化，可不就是他，将那些学问和文凭都比他强的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给比下去了么？周恩来也不过南开中学毕业的学历；至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恐怕连正规的中学学历也拿不出来，这又何妨于他们成为伟大政治家？

本来，在政治运作中，越是重要的岗位，越是不需要专业知识，也就不需要高学历，需要的是专业知识之外其他的知识或者能力。具体说来，就是洞悉本地民众需求的直觉，乐于对民众的需求作出积极回应的心态，以及说服民众信赖自己的能力，协调不同部门关系的技艺，处理社会内部各个群体利益的技巧。它是在常识的基础上，透过直觉与长期的观察、实践而积累的实践性知识，是一种技艺理性。文凭与此何涉？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很清楚地讲出了文凭学历跟政治运作的关系。

1945年的延安，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傅斯年在这年7月作为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那一夜，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后来，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就写了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据《史记·高祖本纪第八》记载，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否则最基本的亭长职责也是无法完成的。而据《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要论造反，要论搞政治，你傅斯年这样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大学问家是不能跟我相比的——“刘项原来不读书”！

刘邦也是很好的例子：作为老粗一个的刘邦，虽然自己学问甚少，但他知道学问的用处，因而也能正确使用有学问的人为他服务——这点，毛泽东自已也有认识：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说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讲道：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在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总结道：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毛泽东还举了几件有关刘邦纳谏的事情。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而刘邦自己也曾表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所以，搞政治的人，并非要他学问多深文凭多高，而只需要他能各尽其材地使用那些大学问高文凭的人即可——这才是政治家的可贵之处。

吊诡的是，虽然对高学历知识分子玩政治不会有多大动静这点洞若观火，可毛泽东在执政后，还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知识分子方面的整肃与洗脑方面——也许就是因为出于“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的警惕？比如反右，为了帮助帮助党内整风，即整顿党内在延安整风以来仍然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倾向，面对国内在对民族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一些负面效果，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企业生产质量下降，毛泽东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情况下的危机管理策略，广泛地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共和国献计献策、发表意见。在他的“言之无罪”和“荣辱与共”的鼓励和承诺下，一个个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纷纷反映了各种对于学校管理、党组威信、国家行政、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意见。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与罗隆基提出的“平民参议会”、傅膺提出的“教授治校”等都是很中肯的意见。因为受到鼓励，知识分子们的激情得到释放，一些在言词上尖锐的表达也开始增多。这下，他便失态地认为这些人会跟不读书的“刘项”合流，威胁他的统治，于是，对右倾知识分子——后来改为“右倾反党知识分子”的大举反击和残酷清洗。使他的政治信义大打折扣，此后的多少年，他再也不能指望获得自由知识分子们真切的拥戴和合作。在此之后，除了一些政治敏感性强或者说是官迷心窍的知识分子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处在不谈国事、小心翼翼的状态。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生产力”大挫，明哲保身、远离政治的生存逻辑遍及每一个右派或侥幸没有“评”为右派的心中。解放后诸多大师的学术成绩都远不如前的事实证明，反右的恶劣影响竟是这样的惊人。 这只能理解为他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过度反应，一种误伤。

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家都不以自己学历为傲。因为在法制健全的商品经济社会、而且民主法、制健全国家，商人、政治家的地位都是很高的，却往往不需要高学历的。在美国，如果市长、州长的名片上都有印有一个博士学位，会被别人视为怪物。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