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龙应台我看台湾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2003年6月13日“人间副刊”）一文发表十天之内，我收到近两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台湾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说，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读者来信是愤怒的，愤怒到想拔剑而起，那么在“紫藤”的读者来信中，几乎完全看不见愤怒，多的是沈痛和无奈，无奈到近乎自暴自弃。最让我心酸的是这一封，来自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台湾人有没有根？

我觉得没有根

我觉得很想哭

我的梦想起飞……可是一直以来

我活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更加辛苦更加倍辛苦

一种黯淡的沉重、一种无助的茫然，几乎渗透在每一封信里，每一封信里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台湾，我们的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二十一世纪初始的三年，我们看见了许多五十年来不曾见过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师走上街头游行，最憨直的农民渔民上台北抗议，最苦干的工人绑起白布条；这是士农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头，他们用脚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栋一栋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愤懑激进的人满载汽油去撞政府大楼求同归于尽，那胆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楼，带着自己稚幼的儿女，一跃而下求一了百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不甘于贫又无力于富的人则铤而走险，持枪行抢。

五十年不曾见过的更是执政者的清晰面目。戒严时代，统治者给我们看的是正气凛然、威严庄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权力的横行，都在国家神话的幕后进行，我们看不见。解严之后的国民党──我们毕竟聪明了一点──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副伪善牧师的嘴脸，嘴里喊着民主与革新，手上做的却是金钱与权位的交媾，复仇与夺权的斗争。跨进二十一世纪，我们心中又有憧憬；或许前面的人不善待这片土地是因为他们不把这里当家，于是我们让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当家”，让一个曾经看起来有道德勇气反抗强权的政党来执政。然而三年了，我们看见的，竟然仍是金钱与权位的交媾、复仇与夺权的斗争，唯一的不同是，从前或庄严或伪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权力的野蛮赤裸裸地摊开在阳光下，在我们的眼睛前，进行。政治人物面孔的丑陋，我们五十年来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

这三年中，政治淹没了台湾。经济议题变成政治议题──台商变成台奸；疾病议题变成政治议题──WHO联合全世界来“打压”台湾；生态议题变成政治议题──核四要用还没有法源依据的公投来决定。这三年中，没有政策，只有政治；当重大的“南进政策”提出之后，我们赫然发现，那仅只是为了造成元首出国的一时风光而制造出来的假政策。这三年中，引领国家前进的技术专业领域──不管是金融、经济、工业、研究发展、文化，甚至学术，全面由意识型态“正确”者接管。这三年中，比从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电话被国家窃听。这三年中，只要是权力所需，执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释，或者根本公然违宪。这三年中，只有选举技巧的无休无止的卖弄，没有静水流深、稳扎稳打的执政；只有巩固政权的措施，没有巩固国家的政策；只有权力的操纵，没有责任的担当；只有民意的短线盘算，没有愿景的长程擘画。这三年的台湾，我们惊慌万分地发现：只有眼前，没有未来。

这三年中，我在公开场合上见到现任总统三次，都是上百、上千个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场合。每一次他走进来，绝大多数的人都照样坐着，没有几个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尴尬地走到第一排，尴尬地坐下。

是的，台湾是怎么了？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举国寄望之所在，没有哪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严就是我们的尊严；他的受辱就是我们的受辱。为什么，为什么最讲究“礼”和“理”的文化人对我们的元首淡漠以待？

应该崇高的不再崇高，应该尊敬的无法尊敬──我悲伤地想着：那受到伤害的是他，还是我们心中曾有的梦？

我们这一代

十五岁的我住在高雄茄萣乡，一间简陋的，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的公家宿舍。墙壁长满了壁癌，没钱粉刷。晚上睡觉时，壁癌像面粉一样扑扑剥落，盖得我一头一脸。母亲坐在地上结渔网，日日夜夜地结网，手上生了厚茧，有时候会流血。流血结网得来的钱，就拿去为我缴学费。每天清晨搭客运车，到台南女中上学。从茄萣经过湾里、喜树、盐程到台南，那条路千疮百孔，雨后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辆脚踏车进去。

今天成为总统的人，当年和我一样，每天清晨从乡下，颠簸在坑坑洞洞的乡路上，到台南城里去求学。

我们是在贫穷中长大的一代。他的长辈是困苦的佃农，我的长辈是流离的难民。我们这一代，站在台湾湿润的土地上，承受着上一代人流离困苦的汗水泪水，在默不作声但是无比深沈的爱中成长。越是贫穷，越是奋发。

一九六零年代，很多人离开这个岛屿，一去不回头，政治的压迫和文化的贫血使他们感觉窒息，选择弃国。

而我们从懵懂少年转为心中充满正义、眼睛见不得黑暗的怀疑者。身边失踪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学，遭没收的书籍，国际上的节节挫败，都促使我们开始思索台湾的前途，自己的未来。经过胜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场，剃着光头、穿着土黄色制服像士兵一样的学生在军训教官的哨声中踢着正步，太阳毒烈，尘土扑面。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吗？踢正步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陈水扁的，咸咸的汗水流进眼睛，心中或许在问一样的问题。

七零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获，经济起飞了。我们在他们的庇护下上大学，留学；这“奋发”的一代一转眼变成教授、律师、经理、总编辑、作家、企业家。。。懵懂的不满、模糊的思索、蠢动的不安，在八零年代，明朗成尖锐的批判、热情的号召和积极进取的行动。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经这样描绘那个年代：

八零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零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零年代，世纪之末。”

八零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养儿育女的时候。用尽力气改变现状，一方面因为心中有梦，摆脱过去的压抑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台湾，一方面因为心中有爱和希望，希望我们天真活泼的下一代在一个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社会里长大。

然而九零年代带给我们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结更加严重，复仇，成为政治的核心动力，转动所有的社会齿轮。族群之间愈撕裂、愈对立、愈声嘶力竭，政客愈有资本。政治人物从历史仇恨的把弄中极尽所能地赚取他要的利益。

被绑架的人民

独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嚣张上台。因为有民主之名，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自动背书，我们的背书使他们理直气壮。在九零年代里，我们已经成了被政客绑架的人民。

进入崭新的世纪，三月的鞭炮声响，几千年来第一次，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有人民的直选。身为台湾人，我们觉得可以骄傲；台南乡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们“奋发”的同代，成为领导人，令人欣喜。他的政党也曾经有过燃烧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骄傲，变成焦虑。全民工作福祉指数降到十四年来最低，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台湾人觉得生活愈来愈不幸福。而同时，电视台开始播放统独公投的宣传片，宣传以“新闻”的面貌呈现，只说独立公投是人民权利，不提台湾特殊的处境，不提国际情势的诡谲，不提两岸关系的险恶，不提任何可能的后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变成沉重。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成为美日的最大进口国；日本针对亚洲各国所做的投资环境评比中，台湾是最后一名，比马来西亚和泰国还要落后。而同时，台湾政府在制作“汉贼不两立”的经济政策，用意识型态牢牢圈住经济。外交，以哄骗贿赂、黑巷交易的方式进行，不谋远虑只求近功，结果是让台湾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际上公开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变成了幻灭：

我们没有国际观。不去深入了解国际的复杂思维和运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们在国际上的挫折扩大、加强，因为扩大加强了就可以对内制造更多的“同仇敌慨”，“同仇敌慨”最容易转化为选票。

对攸关生死的两岸关系，我们没有策略没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扩大加强中国的“妖魔化”；因为中国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岛内制造大量的“同仇敌慨”，“同仇敌慨”，啊，最容易转化为选票。

我们没有历史感。上一代人──不论是你的本省佃农还是我的外省难民──都曾经弯腰灌溉这片土地，都曾经把泪水汗水滴进泥土里，都曾经用默不作声但无比深沈的爱将我们养大，但是我们对他们不是清算就是忽视，清算或忽视的标准，就看统治者权力的需要。

我们没有未来担当。选票永远锁定眼前利益，至于经济、教育、文化、环境、海洋资源的长程规划，带不来立即的选票和权力，就不是施政的重点。下一代将面临一个什么样萎缩无力的台湾？让下一代去承受。

我们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卖台”、“台奸”的指控成为嗜血的鞭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湾人”取代了“有没有能力”、“是不是专业”。不用脑思考，我们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倾向，非但不被唾弃，还被鼓励；部落式的族群主义，非但不被开导，还被强调。

我们没有执政党。由于是少数政府，权力不稳信心不足，夺权成为念兹在兹的核心思维，国家施政沦为游击队式的出草。

我们没有在野党。五十年的享有权力使人肥大懒惰，反应迟钝；失去权力之后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维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担当新格局，他们只是看准了被绑架的人民没有选择，或许不得不把原来肥大懒惰的地主重新请回来。他们似乎完全不记得，当初为何被人民抛弃。

是什么样的历史规则，是什么样的领导，使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变成一个没有国际观，没有历史感，没有未来担当，没有理性思维，执政者荒诞、反对者低能的社会？

我们一同走过五零年代的贫穷与恐怖，六零年代的苍白与摸索，七零年代的奋发与觉醒，八零年代的努力与追求，九零年代的怀疑与失望，在二十一世纪初始──上一代人渐凋零，下一代人还青涩，我们所面对的，竟然是焦虑、沉重，以及梦想的，彻底幻灭。

这三年的荒诞，绝对不仅只是眼前的执政者所造成的。彻底幻灭是由于我们终于认识到，啊，原来换了领导人是没有用的，即使是一个所谓台湾之子，因为权力的穷奢极欲藏在每一个政治动物的血液里，不管他来自浙江奉化还是台北芝山还是台南官田。原来换了政党是没有用的，因为政党夺权时，需要理想主义当柴火燃烧，照亮自己；一旦得权，理想主义只是一堆冷败的灰烬。原来换了体制是没有用的，因为选票只不过给了政客权力的正当性，权力的正当性使他们更不知羞耻，而选举，使极端的短视和极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为正统价值，主导社会。

是因为这难以承受的幻灭，使得济济一堂的文化人不愿向元首起立致敬吗？

而我们追求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梦想──一个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台湾，就在我们的焦虑、沉重、幻灭中从此放弃了吗？路，怎么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岁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兴冲冲拿出刚发的新课本给我看。摊开一张地图，是我们这个不到两万人口的德国小镇。母子两个用手指在地图上游走：这是孩子撩起裤脚抓野鳟鱼的小溪；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这是离家五公里的池塘，我们曾经在池塘边撞见过一只低头喝水的野鹿。

孩子继续寻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却蓦然难过起来。十岁的我，我们，可从来没看过我们的村落地图。课本上教的是伟大的长江黄河、壮丽的泰山长白山，我们从来没见过也无从想象的地方。自己游泳钓虾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头，曾经一跤摔进去湿淋淋爬起来的池塘，却都是没有名字的；或者说，从来不曾在课本里、地图上，看到过自己的脚真正踩过涉过的山头和溪流。

我们是这样被教育的：别人的土地，假装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装它不存在。土地其实就是民族记忆，所以我们脑子里装满了别人的记忆，而自己活生生的记忆，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愿面对，也不敢拥抱。

这是强权统治所造成的一种集体文化精神分裂症状。

当我们终于可以拥抱自己的时候，我们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圣化，独尊化，图腾化，绝对化，要它凌驾一切，要所有的人对它宣誓忠诚，对它低头膜拜。我们非常霸道，因为我们不平衡──受了创伤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杀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讲闽南语要处罚的侮辱，统治者文化优越感的盛气凌人，是我们心灵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隐隐作痛，使我们自觉有霸道的权利。

同时，我们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彻底去掉，却发现，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须把肉刮掉，刮肉，意味着更大更深的伤口，更多未来的疤痕。

 “本土化”天经地义

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历史的创伤和疤痕──中国的文革，日本的长崎广岛，德国的第三帝国。如何从创伤痊愈，得回健康的体魄、平衡的心灵，要看那个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酝。台湾人的深深长进肉里的疤痕，是“中国”。面对中国，对岸那个巨大的霸权帝国，还有我们心中肉里的中国，我们还在受虐受苦。我们像一个重症的精神病人，紧紧地与自己的影子格斗、纠缠，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来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恶与残忍就在于，他非但不提出痊愈的疗法药方，让民族心胸扩大，休养生息，他还设法加重纠缠与撕裂，从矛盾和对立的脓疮中挤出权力。解严十六年了，我们的将士仍在迷惘地问，“我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投资大陆的企业家很困惑，“我是英雄，还是叛徒？”十八岁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湾人？中国人？我是什么，我是谁？”

走过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过五十年蒋氏国民党的统治，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威胁，台湾人要认同什么？台湾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中国”这个元素，在我们的认同和文化认知里，应该放在哪里？

台湾必须“本土化”，是我们天经地义的权利。十岁的孩子拿回家给母亲看的应该是自己村落的地图，地图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认识。他应该和母亲用清晰好听流利的母语谈学校的事情。他应该熟悉台湾的历史，不只是先民的开垦史、国家政治史，还有村落史、火车史、河流史、文学史、美术史，他应该熟悉台湾这个岛屿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屉。孩子首先要认得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土地上；浊水溪先来，长江黄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请问你，“本土”是什么？

除了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闽南文化之外，第一个进入我们念头的，是被汉人赶到山里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认识伟大的玉山之前，对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请你卷起舌头跟我说，“pa-tton-kan”。这是曹族语。

第二个，是客家人。客家人说，我们说的不是闽南语，所以，请你不要把闽南语称为“台湾话”。我们说的也是“台湾话”。

第三个，是马祖人。马祖人为台湾岛的安全与繁荣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价，有点激动地说，我根本不是台湾人，而且说的是你们所有的人都听不懂的闽北话。说吧，你们把我算什么？

第四个，是浙江人、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云南人……这些人离开他们的母亲时，身高还不如一支步枪的长，五十年的生命付给这个岛屿。他们南腔北调，如今垂垂老矣，他们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语”为何物，也从不曾要求有“乡土教学”。

第五个，是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来自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各省。他们与台湾人结为夫妻，在这里生儿育女；每一个母亲都对她们怀中的婴儿讲自己家乡的童话，用自己的语言唱熟悉的儿歌。她们正在栽培一种新台湾人的出现。

蒋氏国民党所带来的大陆中原文化沙文主义像一片厚厚的黄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黄沙吹开，让深埋土里各种各样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气，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绝不是闽南化；我们不能只看见自己身上的伤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惨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伤，不深吗？我们偿还了吗？金门马祖人被历史冻结的伤，不重吗？我们弥补了吗？外省难民流离失所、天涯永隔的伤，不恸吗？我们又给了什么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国文化的沙文主义，但绝不是让另一个文化沙文主义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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