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为中国五千年之未有之变局

徐桐，晚清大臣，1870年以后，先后任太常寺卿、体仁阁大学士等职。顽固守旧，嫉恶西学，是清末五毛党之领袖，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得势，是百年来中国深重灾难之根源……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最早为人熟知，是来自梁启超给李鸿章做的传记。这句，是出自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话说出来文绉绉，之乎者也让人头晕，说穿了，其实就一句话：老大啊，形势变化太大啦，几百年来，不过周边几个小国找我们揩油，现在麻烦大了，亘古未闻的一些国家，都来和我们做生意，这是三千年来没有过的事情……

梁启超说李鸿章通洋务不通国务，其实贬低了他的历史洞察力。和他的同事们相比，李鸿章简直是当时中国的先知。要知道同时代的大臣徐桐，官都做到首辅了，居然对人声称：英法美这些国家或许是有的，至于葡萄牙、摩洛哥之类，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皆是洋人吓唬中国人以骗钱的……。朝中大佬见识尚且如此，其他人识见粗鄙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了。

我总觉得，中国人对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是中国时代走势的风向标……

梁启超与李鸿章都说，当时中国正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这变局究竟“变”在哪里？其实就一件事——全球化。中国与欧美世界由于海洋、高山以及戈壁滩的天然物理隔阂，在19世纪末期被打破了。欧美工业化革命后的船坚炮利，以及廉价商品，是当时中国人从未遭遇过的新文明。要知道，在此之前，根基于农耕社会的华夏文明，对于周边民族国家，一直有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基于农业文明对游牧文明的物质与文化双重优势，并非妄自尊大。而在19世纪后期遭遇到的，却是迥异于华夏周边的游牧与渔猎文明的新型商业文明，它不仅在物质上诸多“奇淫技巧”，让中国人叹为观止，而在制度文化等文明上，更让亲历其身者无不自惭形愧。一个文化极其保守的清朝外交官，在刻意检查英国监狱人权状况之后，不得不感慨，这是真正的文明之邦。

得说句公道话，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妇女，当时能将领导工作干到那个份上，算是非常不错了，尤其是对比斧头帮老大之后，感觉更是如此……

这种来自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震撼，如果当时中国身处唐宋时代，也许真的“能师夷长技以制夷”，做到革故鼎新，让日本明治维新相形见绌。但清廷是关外蛮夷入主中原，甚至到覆亡之前夜，依然还是部落政治格局。说白了，穷小子一夜暴富，但骨子里依然小家子气，内心极度自卑同时又极度自大，不但看不得别人发财，而且自家有瘌痢头也听不得别人说一个“秃”字。这股气质决定先是搞“义和团”，结果吃大亏了，差点亡国，然后搞宪政变革，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自此百年后，中国大地狼烟滚滚、血流成河，一言难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前清廷的应对可谓完败。今天呢？我们遭遇的，可是五千年之未有大变局——城镇化，我们胜算几何？

这个，估计很快成为历史遗迹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务必要简单明白以下这个事实：就在二十年前，中国八成左右的居民，是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和五千年来的祖先们相比，除了衣饰用具和语言，其他的，其实变化不大。我们再往前看，民国时代的一个中国农民生活水平，与汉代的祖先相比，其实也相差不大。甚至就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人见面的口头禅依然是“你吃了没有？”——食物构成人们的日常主要话题。而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寒暄的口头禅，基本是“最近过得怎么样？”，糖尿病和高血压等营养过剩引发的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数千年来的饥馑带来的心理阴影逐步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减肥产品的广告……。

三十年前，八成的中国人土里刨食，在2011年，按官方数据，中国居民的一半，扎堆生活在城镇中，但研究人员成果显示，这个数据可能被低估了：中国居民的六成左右生活在城镇中。而根据国外经验看，这个扎堆到城镇生产生活的移民趋势，一时半会还停不下来，估计要到70%左右才会终止。

人口的绝大多数扎堆在城镇生活，并以工商为业，而非分散居住在农村中靠土里刨食维生，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在应变“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上，最后连裤衩都输掉了。这次遭遇“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究竟胜算几何？

将中华民族之前途问卜，落在大国博弈的水晶球上，说轻点是偷懒，说重点，是浅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