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祭献给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

 

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是从围观卖猪药的地摊开始的。大约从1979年开始，每天上学的时候，我便要在路上看看早早地就在南正街摆地摊的卖猪药小贩。卖猪药的吆喝着：“滴个（这个）药叫703，猪企（吃）了发肠子。滴个药叫920，猪娃儿企了长膘！”边说边做实验。只见他将一匙子白粉中滴了几滴水，白粉迅速膨胀成巨大的泡沫。我们都吃过他的猪药喂大的猪，现在想来，那个药应该是一种膨胀剂一类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只要猪长膘，谁管用了什么药。卖猪药的成为县城第一个万元户。政府奖励了他一台熊猫牌12寸黑白电视机，游街的时候，我们都拍手。

现在，如果问一个人是否老大庸人，就问他是否知道南门口卖猪药的，知道的就是老大庸人。

八十年代形成了两拨暴发户。1984年前，第一代万元户和暴发户崛起。在那个小县城，第一代暴发户除了那个卖猪药的，还有跑香港（后来是深圳）倒卖光洋（袁大头银元）和文物的、“二道贩子”和倒卖国家紧俏物资的。这一代暴发户的共同特点是胆子大。许多是无业知青和劳改释放犯。完成积累后才有第二代房地产的老板包工头和“官倒”那样的暴发户，这是脑子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暴发户。因为城市改革是从1984年后开始的。

每一个年代都是人的命名，每一个命名都隐含了相对的定义，它是主观的记忆，也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八十年代，我是被告知的一代，被告知苦难终结了，被告知可以唱流行歌曲了，当然，也被告知不可以留长发。八十年代，也是报复的一代。所有人几乎都在报复性地恶补丢失的东西——无论是机遇、性、爱还是金钱。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理性和知识追求的报复性再现和增长。

我便要为七十年代生的人正名。陈丹青认为：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是最自私的一代，最个人，他们也很茫然”。（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我整本书都在为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正名。并且，我认为中国难以走出传统的关键，恰恰是缺乏对孩子的作为个体的权利的——因之也是对他人权利的认同教育，恰恰是太多了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指向人治的成就道德圣人的教育。“无私”违背人性，并且在现实中走向其反面。中国必须经历一个有“私”、承认“私”和承认个人存在的痛苦阶段。

 1979年大庸元宵灯会。右下角即土家人背小孩的“椅架儿”。老大庸人安用甫先生摄。

八十年代也是从“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开始的。这首歌是施光南作曲，李谷一以港台流行的风格演绎。田间地头和街头巷尾的大喇叭里每天都播放这首歌。歌中唱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明媚的春光中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这是1982年，是《少林寺》上演万人空巷的那一年，是罗大佑《童年》流行于我们学生当中的那一年。

空气中弥漫着异样的快乐。仿佛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家也忘了前两年大年二十九晚上（土家族过年是大年三十天亮前），家里没有肉吃，父亲在母亲的哭哭啼啼声中凑足了1块5毛钱，去“大庸旅社”餐厅炒了一个青椒肉丝回来。为了减轻是从餐馆拿回来的羞辱感，父亲兴冲冲地给这个“盘子”（就是从餐馆买来的菜）加工。他倒多了酱油，把这个“盘子”搞成了黑乎乎的东西。我们5口人围着这盘黑乎乎的东西过了年。油毡房上的积雪渐渐地在我们散发的热气中融化。这是公元1978年的春节。

转眼到了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居然第一届就实行观众电话点歌。李谷一被点了无数次，前前后后她一共上去演唱了七首歌。这对于现今的春晚歌手可谓是一个不可能超越的记录。其中她演唱的第七首歌《乡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第一届春晚时，我家还没有电视。全家相约去姨父家去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觉得去别人家过春节看电视丢人）就是不去，陪家人到姨父家后，我独自走回了家。走回家的路上，寒风中听着郑绪岚的《少林寺》主题曲《牧羊曲》从一些人家的电视里传出，当街做出了李连杰饰演的觉远和尚的武打动作“黑虎掏心”。心中念着里面的台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接着当年下半年即开始了“严打”。石板街那个瞎子老头的儿子被推为一个团伙的头儿（他不是真正的头儿）被枪毙了。瞎子几天后也死了。另一起是姓赵的一个不到18岁（实际17岁多几天）的孩子也被推为一个团伙的头儿（头儿是某局长的儿子），也被枪毙了。枪毙时我们都去看，是在八米桥，我们都象被人提了脖子的鸭子那样使劲往前往上够着看。因从背后开枪，一枪未中心脏，未打死，军官用手枪补了一枪。他在地上腾挪了一下，死了。他妈妈便疯了，在十字街贴有他儿子被枪毙的大幅照片的宣传窗前哭闹，被抓了起来。听说后来也死在劳改队了。

在“严打”中，和刘晓庆、陈冲等齐名的迟志强曾因所谓的“流氓罪”获刑，轰动全国。刘晓庆和陈冲的《小花》、张瑜的《庐山恋》和《小街》刚刚流行了几年，南正街上有青年男女跳什么交谊舞，被居委会大妈告了，派出所过去抓人，说他们搞流氓活动。我们小孩子们在旁边看着，痛恨这些“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当我上高中的时候，全校去包场看《少年犯》，那个纪实性的片子主要由真正的少年犯主演，我们感受到的是恐惧，不是教育。劳教决定不由法律程序作出，而由公安机关作出，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觉得恐惧的是，别犯事，犯事就会被直接抓起来送劳教。没人为你辩护。八十年代仍然是权力无限大的时代。当年流行的一句话是：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是行也是不行。

其实，八十年代也不是从“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的。它真正的开始是1979年，头一年因为三中全会拨乱反正，1979年的元宵街头便已成为人们狂欢的海洋。在十字街头我们全家去看花灯，父亲“椅架儿”里背着弟弟，我也努力地与拥挤的乡亲们抗衡，差点背过气去。

那一年，齐豫的《橄榄树》不知从什么渠道传到了家乡。少女们都在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其实，这流浪歌真的不合时宜。乡亲们不刚刚找到了家乡吗？土地不刚刚包产到户吗？

学校里开始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教专干”（不知道是个什么官，反正每次他来我母亲兼任校长的“三坪小学”，我家就给他做肉吃，我们一个星期可以吃上一次肉，有时候是我和弟弟在河里捞的小鱼。他好像是检查工作来的）来了，等饭吃的时候，他见我在教室里做作业，就问我五讲四美三热爱是什么内容。我说“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热爱祖国……”一时间紧张，忘记了后面的内容。我想看墙上的宣传画，他把身子扭过去挡住的样子我还记忆犹新。我没有偷看成，看到了黑板上我画的中国地图，是我默画的，没有参考书上的地图。细节都很准确。我不知道，要我背记那些东西难道比我画中国地图更重要吗？那时，几乎所有孩子的作文，都写到如何帮助街上的老婆婆过马路，以表示自己学了雷锋。

电视开始引进小县城了。县城的第一个黑白电视机是汽车站客运公司从长沙带来的，由于还没有信号差转台，电视上长时间出现雪花点。我们挤在客运站的办公室（翻墙进去的），紧张和兴奋中的我们都不说话，终于有人说了：“怎么这场雪下这么久啊！”偶尔信号接通了，是那伟岸的天门山反射的常德方向的信号，终于可以在雪花中看模糊的剧中人身影了。

记得看的两个长篇电视剧都是美国的！一个是《大西洋海底来的人》，这是中国首部引进的大型科幻片。只记得那个人住在海里面，上了潜艇不久还要泡水、冲水，否则就会干死。另一个是《加里森敢死队》，只记得那个人甩飞刀的技术简直可以和中国侠客相媲美。

我们不知道，这得益于中美关系在1979年元月的正常化。

我们同样不知道，当时中国准备打仗了。不，我们其实知道要和越南打仗了，只是被告知越南天天欺负我们，把我们给他们的大米堆起来做工事。每天，我们都在教室里讨论去越南打仗（这当然只限于我们8岁或9岁的男孩子，且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天职），看着战斗机从天门山上飞过，往南飞，知道是去打越南的。越南有多远呢？当时澧水河南边的枝柳铁路刚刚通车，大家议论一番，认为坐火车到越南只要一天。这个结论大概正确。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也一下子和中国好了起来。我们开始了深受日本流行文化影响的生活。

又有几个万人空巷的日本电视剧和电影在中国上映。“万人空巷”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绝不是形容词。因为没有多少人家有电视机，小巷子里挤满了到别人家看电视的乡亲们，电视剧热播的时候，犯罪率持续下降。

这热播的电视剧中有《血疑》，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讲一对恋人最后在男的给女的输血的时候发现二人居然是失散多年的兄妹。中国男人便都迷恋山口百惠。

还有《排球女将》，荒木由美子演小鹿纯子。她前些年还被朱军邀请回中国接受《艺术人生》的眼泪和祝福。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流星赶月”这些排球动作，我们男孩子们便要模仿，摔伤了不少胳膊腿。中国男孩便都迷恋小鹿纯子。

还有高仓健的《追捕》。高仓健几乎不会笑，但那刀削的脸透出刚毅，令中国女人们迷恋他。而我们男孩只是迷恋其中的台词：“朝仓不是跳下去啦，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蹲茅厕时则唱里面的歌：“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啦呀啦，啦呀啦，……”

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聪明的一休》。我在唱歌课的期末考试中，就唱了里面的主题曲：“格的格的格的格的格的格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不能忘了，那10万匹马力的阿童木也是我的最爱。首次知道它是在糊在我家墙上的报纸上。应该是《参考消息》。上面说《铁臂阿童木》的作者手冢治虫的故事，另一个版面是大字标题“苏联入侵阿富汗”。若干年后，我在日本请教阿童木名称的来历，日本老人跟我讲是来自英文atom（原子）的日语发音。日本的卡通和动漫带给我们快乐。中国人丧失了童心，所以也不可能推出有世界性影响的动漫作品。

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港台歌曲和电视剧。黄元申的《霍元甲》播出，盛况空前，叶振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在大街小巷传唱。最后一集是陈真腾空飞腿踢向开枪的日本鬼子。接下来正好播放《陈真》。《霍元甲》播放的时候，外婆家有了12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每次听到唱“江山秀丽，叠彩峰峦”，外婆和我们一起模仿那粤语的唱腔。1983到1984年，严打的同时，我们经历着民族主义的洗礼。

除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涌现的英雄宣讲团给我们灌输了民族主义意识，那以对越作战为蓝本的《花枝俏》、《雷场相思树》和《高山下的花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者显然还是夹带了创作者个人的批判意识，里面讲到了军队中的腐败行为。但我们总的而言，是每天高唱着“血染的风采”（歌颂越战英雄的歌）去上学。

周润发的《上海滩》也播出了，浪奔浪流，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时间的中国。

邓丽君的歌传到我们学校时，是我们偷偷地传唱的。邓丽君为什么一直没有到大陆来，我们也不知道。唱得最多的是她的《甜蜜蜜》、《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和《月亮代表我的心》。她应该比上面几个电视剧来大陆的时间还要早些。

《外婆的澎湖湾》是谁唱的，已经不记得了，但我们是五年级开始唱的。同时期，罗大佑开始风靡教室。“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我们把这首《童年》的歌词抄在本本上，个个会唱。我们只是高兴唱它，我们高兴唱这里没有的东西，唱我们该有的却没有的童年。

罗大佑绝对是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教父。那“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传唱的时候，我要上高中了。开始思考问题。我觉得那是在控诉，相当的震撼我的心灵。当他的《爱人同志》（1988）传到我们高三的复习应考教室时，我再次被震撼。当年，我看着电视里两次播出的《河殇》，唱着“每一次闭上了眼就想到了你，你象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心中总会莫名地被触动。童年、家乡、文明和政治，这些纠缠不清的话题，开始在我的头脑中扎根。

齐秦和金庸带给我们另一种浪漫情怀。

《狼1》发行的时候，我们都争相去购买。我没有录音机（那时是磁带录音机），便去舅舅那个“总统牌”录音机中去播放。我们知道了年轻人就是尘世中的狼，就应该是尘世中的狼。孤独，却要咬紧牙关。齐秦一直伴随了我们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光。

金庸也是教父级的心灵影响大师。不谈金庸，你都不好意思说你经过了八十年代。《射雕》、《神雕》、《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等，伴随了我们课堂作业、复习应考、中午休息、上厕所的所有时光。一般一天或半天就可干掉一本金庸著作。当然，大多好像都是盗版的。

看了他的武侠们还不过瘾，还去看电视剧。当时，录像厅开始在中国大陆风行，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录像厅崇拜而下岗的。他的剧团搞不下去了，一分钱没发，自行解散。但我们仿佛都不憎恨录像厅。我们如恶鬼般扑向录像厅，比后来的孩子们泡网吧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弟弟、舅舅三人曾经躲进十字街北面那个曾经的冰棒工厂看录像，看的是83版《射雕》，大概60集的样子，连续看了两天一夜。吃喝拉撒全在录像厅解决。家人以为我们失踪了，那时可没有手机，连寻呼机即BP机都没有。出来的时候，脸是绿的，看东西的眼也是绿的。摇曳的画面晃得我们走路失去了重心，看人都是彩色的色块。

于是迷上了翁美玲（黄蓉），在街上看见射雕的小画册都收集起来。晚上哼着罗文和甄妮唱的《铁血丹心》，不仅流泪：

依稀往梦似曾见，
       心内波澜现。
      抛开世事断仇怨，
      相伴到天边。
      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冷风吹，天苍苍。
     那惧雪霜扑面；藤树相连。 
     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猛风沙，野茫茫。
     笑傲此生无厌倦；藤树两缠绵。
     天苍苍野茫茫；应知爱意似流水。
     万般变幻；斩不断理还乱。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刘晓庆在芙蓉镇卖米豆腐。剧照，1986年

不谈琼瑶，你也不好意思说经过了八十年代。但我不喜欢琼瑶，那是女孩子们的事。所以完全不懂为什么女生总是在中午的阳光下哭哭啼啼。

大陆的八十年代，也遽然滋生了深刻的文化现象。

伤痕文学和文化的绝笔是《芙蓉镇》。谢晋选择的拍摄地竟然是离我家70公里的王村。电影在县城放映的时候，母亲心血来潮购买了整整一排座椅（有30多个吧）的票，请亲朋好友去看。《芙蓉镇》火了王村，王村遂改名芙蓉镇。也火了那个卖米豆腐的。每次去，我都会吃他们家的米豆腐。只是前几年当地把镇子的那条沿河石板街当成了整个风景区，卖门票了，我再也没有去过了。

舅舅和吉首大学的几个同学看完《黄土地》，走出影院，一如黄土地的农民一样，一如电影中的长镜头一样，都不出声。他们完全被震撼了。当然，我还小，似乎没有多大震撼。

放映《红高粱》的时候，我便已经懂事，深深叹服于张艺谋。尽管N年后我会反省那时的第五代电影，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也只属于八十年代。我跟着舅舅混迹于他们创办的《四月》诗社，给他们画了一个封面。是一颗孤立地矗在海边的棕榈树。我不懂诗，听他们讨论很多诗。记忆最深的是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据说顾城是八十年代唯灵浪漫主义诗人。1993年他自杀于大洋洲一个小岛上的时候，我已经读研究生了。还有这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北岛前两年在一个采访中说，他已经厌恶这两句了。他说：读者的阅读停止了，被时代“冷冻”了，他们只记住了这两句。所以我也不责怪读者；对于诗人来说，诗人的写作其实是不太考虑读者的。

整个中学在八十年代度过。我只记得两个“不允许”是最直接限制了学生的正常发展。也就是限制自由。一个是男生不允许留长发，我们便剃了头发当和尚。一个是不允许谈恋爱。我们便在课堂上传阅手抄本《少女之心》。一个高中同学谈恋爱被老师发现了，班主任下午召集全班开会，郑重其事的说：“那事有么子味嘛！”这时从教室最后一排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那事儿好有味道的哟！”他是我班的老大。我们哄堂大笑，老师脸上一阵抽搐。不允许有自由，是因为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说有了自由，一个民族就会一盘散沙。这犹如太监神秘地告诉别人：做爱是对身体健康有害的！这就是表面充满怪异快乐的八十年代。

母亲送我上大学，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河殇》我必须再提一遍。因为当时就播了两遍。第一遍是我在复习迎高考。第二遍是当年暑假。“谁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那首歌我至今可以唱完。那“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为何迟迟没有敲响”的振聋发聩的发问令我开始学会反思。当然，解说员张家声的浑厚嗓音更令我着迷。

我的八十年代结束了。中国的八十年代也即将结束。从襄樊转车时，母亲和我挤散了。她从厕所车窗里爬了进去，我在车厢的另一头。天亮时，克莱德曼的钢琴声把我惊醒，车里面不播放崔健的《一无所有》，尽管崔健自1986年挽着牛仔裤脚在工人体育馆吼出一无所有以来，几乎代表了整个八十年代青年们的绝唱。车已经过了郑州，正在过黄河。母亲从厕所里挤了过来，我蹲在车厢地板上，接过她的体温温热了的我们上车前买的唯一一罐健力宝。

那一年夏天，母亲买了好多肥皂和盐，说是通货膨胀了。我唱着《红高粱》、《狼》和《一无所有》那样的歌进了大学。我把自己装扮成很有血性、很有狼性的样子。第二年春夏，我知道了我们算个屁。权力相当的自负，认为可以收买一切，差一点它就成功了。但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那强大的个体生命在民族主义权力话语开启的致富之门外仍然高昂着它的头颅，不肯轻易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