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

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

章玉贵

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性风险，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

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应当十分清楚今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且这些难题的破解无一不是系统性工程。例如，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尽管国家发改委近年来在每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都列出当年的重点改革领域，并要求各级各地政府推进相关改革，但由于缺乏硬约束尤其是配套的执行力，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成为只听楼梯响的漂亮空谈。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未能得到有效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主要障碍。特别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短期内是不可能解除的。其实，早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即宣布，绿色GDP指数将取代原有的GDP指数，这项重要决定若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是完全可以克服片面经济增长的速度情结并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只可惜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上，GDP唯上的政绩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各级各地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难有实质性提高，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给了各级各地政府保增长或者稳增长的最好理由。加上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愈发明显，很容易为了短期经济指标的实现和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的大局。至于需要政府对自己和垄断性国企动刀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例如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改革，也由于诸多利益纠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碍而进展缓慢乃至停滞。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至今尚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并不是说这些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中国经济就会怎么样，而是从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因素来看，要素价格市场化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短期而言，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或行政影响下的定价机制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但握有最多经济资源的国企却愈来愈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而价格的扭曲，又进一步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投资效率低下的状况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迄今仍未实现。

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性风险，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

改革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拖延转型只会增加边际成本。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既要以经济硬实力为基础，运用高明的国家战略，设法打破美国在能源和金融领域对中国构筑的高边疆，更要正视国内经济发展的沉疴，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并尽快予以破除，以良好的制度执行力来扫除改革的羁绊。

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明年乃至今后五年，决策层迫切需要落实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必须拿出具体的改革时间表，尽快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取得实质性突破，压抑已久的中国民间投资热情也才有可能大大释放出来。进一步地，政府在与既得利益集团彻底切割的同时，亟待通过理性的决策与高强度的执行力，致力于经济转型框架的全面落实；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以及通过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更是落实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修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