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用脚走出来的城市化

许小年教授认为城市化不是靠政府规划，而是由市场聚集效应自然形成的。在此，我用更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同一个意思：农民用脚走出来的城市化。

去年有关部门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积极意义在于总算用了“城”字，它的消极意义在用“镇”而不用“市”。尽管“市场经济”的提法用了20多年，骨子里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思维逻辑。为了显示计划经济体制比市场更高明，总是试图用所谓规划或者战略，延缓城市化进程，借口之一是避免拉美病。

胡温 “新农村建设”和江朱“西部大开发”都是企图以中央之力，迟滞地方上的城市化进程，如果要说什么前30年与后30年是统一的话，反城市化是很明显的一个方面，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50年代搞城乡隔离的户籍制，60年代发起上山下乡运动，那是更激烈的反城市化。近20年虽然也是同样套路，发扬和继承了建国初念的基本路线，但是执行力度远不如当年，毕竟以强力阻碍城市化，损民又不利国库。近20年农民进城门槛虽高，农民只要付出额外的租税，即可翻越进城门槛，于是才有今天的城市化水平。

政府财政规模在城市化进程中急剧膨胀，终于打动了铁石心肠，开始正面评价城市化进程，但是观念依然落伍，停留在“城堡”的阶段，视城市为政权堡垒，视流民为政权之大患。寄望于小城镇建设，能截留进城农民，但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从“新型”和“城镇”两个词来看，新班子很可能新瓶装旧酒，看不出新在何处。

建国六十多年，政府管理农村从来没有正确过，唯一正确的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对农民放任不管，农民自行其是。所谓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城市化红利，都是农民自行其是的红利。几乎与耕地承包的同时，公社尚未完全解体，释放出来的农民就开始组建乡镇企业，但乡镇企业红火不过十年，就在随后崛起的的私营企业面前一败涂地，后者不仅产权明晰，而且聚集程度高，要么在城郊，要么在大型专业镇。乡镇企业失败，不是农民的失败。私营企业的主体仍然是农民，私企打败乡镇企业，是相对更自由的农民打败相对不那么自由的农民。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农民离开乡镇，走向沿海和城市，并非单一迎合产业集聚效应，另有一重要动机——稀释官民比。百万人口以下的城镇，基本上整座城市所有产业都是服务于官府，没有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企业难以产出效益。官方话语形容民国商业繁荣的大城市为“消费型城市”，借用该造词法，现实中的小城市是“消耗型城镇”，皆因官民比太高。官民比太高，政府开支要么向上伸手，要么向下压榨。向上伸手，导致官场伦理堕落，加速腐败。向下压榨，导致生产力衰败，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农民的进城，必然是舍近求远，舍城镇，奔城市。

无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还是新型城镇化，都是试图从上到下，以政府财力遏制农民舍近求远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很好，好就好在无功而返，最良好的愿望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继续无功而返。无功而返，说明败家的程度有限，还有城市化红利可言。如果它们成功了，说明农民自发的城市化运动失败了，等待中华民族的是一场深重灾难，如同文革时期那样。

与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时期相比，当前城市化率已经相当高，真实城市化水平与日本和意大利平齐，或略有超过。中国的行政效率之低，远不能跟日本和意大利两国相比，最多只有拉美国家的水平，拉美国家城市化率在世界上算非常高的。和中国一样，拉美人也是被迫通过人口聚集来稀释腐败,中拉农民不约而同地直奔大城市。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发生变动，城市化率会如拉美一样超过发达国家。即便如此，可预期的城市化红利也所剩无几。城市化潜力有限，“新型城镇化道路”压力当前，也许城市化红利真的一去不复返，比拉美更严重的拉美病将不期而至，未来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