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微知渐的管理方法

刘文瑞

《吕氏春秋》在具体的管理方法论证上，立足于大量的经验和案例，提出了不少值得后人重视的见解，这里略述一二。

消除偏见：吕氏特别重视管理者的偏见问题，认为偏见首先来自于管理者的偏好，由偏好产生先入为主的偏执，由偏执带来判断和行为上的偏差。《吕氏春秋》引用了传说很广的丢失斧子的故事：“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去尤》）当怀疑邻居的孩子偷走斧子时，观察邻居之子，无论是走路、神态、说话，还是所作所为，无一不像偷斧子的人。而在谷仓里翻出了自己的斧子后，再看邻居之子，样样都不像偷斧子的人。由此告诫人们，你所观察到的不同，很有可能不是观察对象的不同，而是你自己的不同。对管理者来说，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多是因人之好恶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当事人没有觉察到这是偏见。如果其觉察到了，这种偏见多半可以消除，起码能够减弱。例如，邾国的铠甲是用帛连缀的，有人建议改用丝绳连缀更好，君主听取了这个建议。提建议的人连忙回去让家人制作丝绳。于是另有人向君主揭发说，建议用丝绳的人，是想卖他家制作的丝绳。君主很生气，又下令铠甲不再用丝绳连缀。这里，君主就产生了偏见，用丝绳连缀铠甲到底好不好，同提建议的人是否要卖丝绳没有关系。

要消除偏见，就要处处对自己的判断画上问号。君主不会因为怀疑自己的判断而犯错，却会因为深信自己的判断而犯错。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犯错，却会因为自己的有知而犯错。即便是自己深信不疑的事情，自己认为十分了解的事情，也需要仔细考察。“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这样做，可以“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谨听》）。在这里，吕氏的见解，已经十分接近当代组织行为研究中阿吉里斯对“习惯性无能”的揭示。

建立管理的闭环系统：在政令的推行上，吕氏提出了“圜道”之说。所谓“圜道”，相当于现代词汇中的闭环。“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圜道》）管理活动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许多举措往往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针对这种现象，吕氏根据自然界的周期循环，提出建立反馈循环的设想。当然，能否真正做到，吕氏也无法保证，但这种着眼点对于完善管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谨防“大”的诱惑：吕氏认为，小不可怕，大才可怕。“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因为凡是大国，都是侵吞邻国扩张的；凡是强国，都是战胜敌国强盛的。侵吞邻国肯定多患，战胜敌国肯定多怨。所以，《周书》才告诫治国者要“若临深渊，若履薄冰”。由此，明智的统治者，应当做到“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慎大》）。赵襄子攻打翟国，连下两城，别人以此为喜，而赵襄子面有忧色。左右不解，赵襄子解释说：江河泛滥不过几天就会退水，暴风骤雨持续不了多久，赵氏德行并没有积累多少，而胜利来得太猛，稍有不慎就会走上亡国之道啊。孔子听到后赞叹说：赵有了昌盛的征兆了。“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慎大》）即便到了现代，我们照样可以看到，正是“做大做强”的诱惑，种下了许多组织危机的病根。所以，这种老生常谈，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利害相权的尺度：有一利必有一弊，管理处处都有利害权衡，这种权衡必须注意不可兼得的问题。吕氏认为，“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权勋》）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国由司马子犯主战。仆人知道子犯好酒，违背禁令，假借送水给他酒喝。仆人确实忠于子犯，却断送了子犯的性命。晋献公以丰厚的礼物贿赂虞国，假道灭虢。虞国贪图晋国送来的美玉骏马，结果晋国在灭掉虢国后顺路也灭了虞国。这种权衡的难度在于：事后诸葛亮好当，而事前诸葛亮难为。后人尽知给子犯送酒的仆人该杀，虞国不该接受晋国的贿赂。然而，没有人会责备景阳冈上给武松卖酒的店家，虞国拒绝了晋国的假道要求存活后，也有可能会对失去丰厚的礼物惋惜不已。很多人都说，决策要选择正确的方案，而正确和错误的判断，实际上是来自于决策后果的“悔不该”。所以，决策进行时是鱼与熊掌的选择，而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选择。弄清这一点，更能看清利害相权时的大小衡量。

因顺的正误：吕氏强调因性顺情的管理，而因顺也会“逆袭”。吕氏指出：“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为矣。”（《君守》）管理者要认识到，上有所好，下必随之。用古代民谣说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用平衡计分卡发明者卡普兰的话说就是“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一旦管理者存在偏失，来自追随者和被管理者的正反馈就会迅速放大这种偏失。所以，负反馈尤其重要，忠言逆耳，而吕氏通过自己的观察，看到了逆言的重要意义。“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悦），不肖主之所诛也。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恶之何益？”（《至忠》）管理者所厌恶的，往往也是管理者自己的言行所招致的。

不求全责备：人无完人，用人不求全才。“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先王知务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举难》）即便像尧舜禹汤、春秋五霸这样的人物，也可以找出毛病。所以，管理者需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道义要求自己，可以使自己不断改进；以宽恕要求别人，可以把握尺短寸长，瑕不掩瑜。反过来，那种对别人求全责备、对自己宽宏大量的人，则会失去别人的支持，而助长自己的苟且。桀、纣、幽、厉就是这样失去天下的。

《吕氏春秋》在先秦属于“大部头”著作，其中类似上述管理细节的观点还有很多，有些至今仍然可资参考。当然，它的论述立足于经验，在相当多的地方不够精密，有些论断之间并不完全洽合，但这无害于其思想价值。在先秦诸子中，儒家侧重于治国的价值理念，法家侧重于治国的操作方式，那么到了《吕氏春秋》代表的杂家，则构建出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功利化治国体系。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