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饥荒是“浮夸风”夸出来的吗？

1958年-1960年被称为“大跃进”年代。这三年“大跃进”引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时期——官方承认的数字也在上千万人。

那么造成这一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官方的说法是所谓“浮夸风”。意谓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下面出现了“浮夸风”现象，他们纷纷上报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又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结果导致后来的大饥荒云云。

这种说法当然十分皮相，俗话说“吹牛吹不死人”，我们又怎么能将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原因归结到“浮夸风”头上？另外，这种说法还有将责任下推的嫌疑，好象都是因为下面的人浮夸才导致了这场灾难，跟上面的头头脑脑没有关系。

就客观而言，这场大灾难的来历早在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土改运动时就埋下了。就前者而言，由于人民公社追求的是所谓“一大二公”，盲目扩大和提高公有制。“大”，就是规模大，把原来一二百户的高级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全国平均每个公社由二十八个半合作社合并而成，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扩大和提高公有制。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几十个以至上百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生产合作社并在一起。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形式名为扩大和提高公有制成分，实际是贫富拉平，让穷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共富社的产。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等。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无偿剥夺，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做法，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导致“共产风”泛滥，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下降。到1958年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24％，粮食、棉花比上年增产，而生猪头数则下降了58％，大牲畜减少六百多万头，总头数降到1952年的水平。到了1959年则呈现全面下降，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136％，从而宣告了人民公社早期制度的失败，同时也埋下人口大量死亡的伏笔——粮食少了，饿死人就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这种大锅饭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情形最高当局并非不知道。当时有一份《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生产情况的调查》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１９５６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１９５６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无奈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别有用心（详后），对这样的报告当然是置之不理。

再看土改。土改的实质是对土地精英的彻底驱逐。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农村，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从而使农村粮食供应成为问题。

除了这两个外在因素外，导致大饥荒还跟毛泽东当时心态。毛泽东也算是种田人家出身，对于一亩地的极限产量他应该心中有谱。那么，为什么他对下面报来的亩产上万上十万的“浮夸风”却“信”以为“真”呢？此无它，他需要这样的“产量”而已。

这得从建国时说起。1949年，刘少奇去莫斯科，斯大林有个说辞。后来毛泽东去，斯大林也是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个大党，历史悠久，很有政治经验，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以后亚洲的革命你们管，欧洲的革命我们管。这一说法刺激了毛泽东做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欲望。当然，当时斯大林还在，毛泽东这一欲望还只能控制在亚洲范围，这也是他出兵朝鲜和帮助越南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觉得机会来了——在他看来：赫鲁晓夫缺心眼，这个人没政治经验，资格也没有自己老。自己比他有条件取代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领袖。的确，就资格而言，毛泽东比赫鲁晓夫的要强多了。赫鲁晓夫一直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一直到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市委书记，也不是掌管全局，是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才作为书记处书记管整个党的工作，没有几年经验。而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就一直掌控中共这个除苏共以外最大的政党，斗争经验仿佛。而且因为赫鲁晓夫处理东欧改革事件做得不好，在社会主义阵营威望大跌，也使毛泽东觉得彼可取而代之。

当然，中国唯一赶不上苏联的是经济，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实力根本无法跟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苏联相比。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当赫鲁晓夫提出要用十五年超过美国时，毛泽东深受刺。因为当时，他以为在政治上，苏联不如中国，搞政治，搞思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套苏联是肯定不行的。但在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中，中国还是抵不上苏联，就是因为中国一没有原子弹，二没有经济实力。所以，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以后不要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了，要以苏联和中国为首，或者以中国和苏联为首。苏联自己也这么提。毛泽东当时挺不情愿地说不行，还是以苏联为首。为什么？因为苏联实力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人怕你不怕我。什么时候中国能真正成为老大，全面掌控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你经济实力上去了才可能。所以毛泽东觉得必须马上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想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从而在硬件上也为自己取代斯大林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领袖奠定最后基础。而工业化需要的资金就只能从农民那儿取得了。然而，如果农民的农产品产量上不去的话，不可能从他们那儿取得更多的资金。所以，当下面心领神会地将人民公社亩产成千上万往上报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并在此数目上征粮。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这种“剪刀差”不仅直接导致了大饥荒的出现，而且长时间让农村一贫如洗。

就这样，一方面因为人民公社和土改使得农村原本被战争损害得千疮百孔的生产力继续下降；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个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又需要理由加快对农民的征收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两相夹击，中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才得以上演。至于“浮夸风”，不过是这幕大戏的一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