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须向“德国制造”学什么

　　曾经身份卑微的“德国制造”，在英国工业雄霸天下的时代，毅然崛起并取而代之。目前，在机械制造业的31个部门中，德国有17个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处于前3位的部门共有27个。德国制造业被称为“众厂之厂”，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此等表现，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国正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我们的关键制造设备还是依赖德国等发达国家。此外，我们引进德国设备、零部件和工艺，却不能造出原装产品的质量。“德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参照物。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必须研究和引进“德国制造”背后的文化因素，并克服近现代国民性的负面因素，开展一个制造业的文化再造。

　　“制造文化”:理性严谨

　　青岛老市区100年前德国人留下的地下排水系统，雨污分离，设计合理，无论多大雨量都能正常运行。

　　在中国，与“德国制造”最有渊源的城市，莫过于自1897至1914年曾经作为德国远东地区殖民地的青岛市。提及这段历史，中国人心中伴有隐痛，德国人心中伴有惭愧。而这段历史，客观上却促进了青岛的工业发展。而今，青岛啤酒（行情,资金,股吧,问诊）（600600.SH）、青岛海尔（行情,资金,股吧,问诊）（600690.SH）等青岛品牌，还承载着“德国制造”的文化内涵。

　　据《青岛早报》报道：2006年，德国商人亨利安来到青岛投资生产大型齿轮。而在他之前，亨利安家族已经有三代生产齿轮的历史。2010年6月，亨利安80岁的父亲来到青岛，父子两人游览到江苏路基督教堂时，走进塔楼里看到了教堂钟表依然在正常使用。亨利安说：“当我们在钟表上看到‘J.F.WEULE’这几个字，父亲就很激动，因为这是德国100多年前就有名的钟表制造商。100多年前，J.F.WEULE钟表的齿轮，都是我们亨利安家来供应。”保证钟表正常运转的齿轮有小有大，总共20多个，每一个都如102年前设计者设计的那样，严丝合缝，正常运转。教堂工作人员说，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维修过这座钟表，就是每三四天都要给这些齿轮涂抹一次机油。亨利安表示：“根据目前的情况，这些齿轮没有任何问题，还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维修时，恐怕是我的曾孙一代了。”

　　不仅如此，青岛啤酒厂100年前德国制造的酿酒设备、电机、变速箱、标贴机和选麦机等，至今还能使用。青岛老市区100年前德国人留下的地下排水系统，雨污分离，设计合理，无论多大雨量都能正常运行。昔日德国总督府的家具、吊灯等每个细节的工艺都正如今天解说员面向参观者津津乐道讲解的那样神奇，引起听众阵阵唏嘘。

　　无论百年前的教堂大钟、酿酒设备、地下排水系统、建筑与家具，还是今天的宝马、奔驰、双立人刀具，“德国制造”具备了如下四个基本特征：耐用（Haltbarkeit）、可靠（Zuverlaessigkeit）、安全（Sicherheit）、精密（Praezision）。这些可触摸的特征，是德国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外显，而隐含其后的，则是“德国制造”独特的精神文化。

　　德国人“理性严谨”的民族性格，是其精神文化的焦点和结晶。“理性严谨”是黑格尔、康德的哲学；“理性严谨”是卡拉扬的手；“理性严谨”是德国足球；“理性严谨”更是“德国制造”的核心文化。其在制造业的具体表现，则可归纳为六大行业文化。

　　标准主义：德语是世界上标准最多的语言

　　他们是一个离开标准寸步难行的民族。这种标准化性格也必然被带入其制造业。从A4纸尺寸，到楼梯的阶梯间距，我们今天时常接触的标准很多都来自德国。

　　在德国，“专注”是其“理性严谨”民族性格的行为方式。德国制造业者，“小事大作，小企大业”，不求规模大，但求实力强。他们几十年、几百年专注于一项产品领域，力图做到最强，并成就大业。此所谓“大业”特指——“大事业”，在业内有地位、受尊敬。这些大业者，有些今天仍是中小企业，例如：Koenig&；Bauer的印染压缩机，RUD的工业用链，Karcher的高压专业吸尘器都是行业的全球领袖，而有些则已经成长为大企业。“大”并不是目的，而是“强”的自然结果。这恰恰印证了老子的哲学：“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1853年由Daniel Straub先生在德国小镇盖斯林根创建的小型金属制品加工厂，WMF，即符腾堡金属制品厂（Wuerttembergische Metallwarenfabrik），100多年来专注于厨房用具，今天则成长为一个大企业。它是全球厨房用品顶级奢侈品牌，并成为不锈钢厨房及餐桌餐具用品的代名词。其产品包括餐具、锅具、刀具、厨房器具、餐桌用品、咖啡机等，品种超过1.5万多种。WMF一直是世界上大多数五星级酒店、高档餐厅的指定首选，并于近年来进入我国中心城市高档商场，是厨房中的“奔驰宝马”。

　　德国人“理性严谨”的民族性格，必然演化为其生活与工作中的“标准主义”。德国人生活中的标准比比皆是，如：烹饪佐料添加量、垃圾分类规范、什么时间段居民不可出噪音、列车几点几分停在站台的哪条线。他们是一个离开标准寸步难行的民族。这种标准化性格也必然被带入其制造业。从A4纸尺寸，到楼梯的阶梯间距，我们今天时常接触的标准很多都来自德国。全球三分之二的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DIN（Deutsches Institutfuer Normung）。可以说，德国是世界工业标准化的发源地。DIN标准涵盖了机械、化工、汽车、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门类，超过3万项，是“德国制造”的基础。

　　标准主义在德国企业的具体表现首先是“标准为尊”。在德国制造的过程中，“标准”就是法律。尊重标准、遵守标准，就像戴安全带和遵守红绿灯一样自然。其次是“标准为先”，亦即在具体的生产制造之前，先立标准。奔驰公司通过实施“标准为先”的质量文化，实现“零缺陷”目标。其有效途径就是尽可能详细地完善每个环节和部件的标准。

　　“德国制造”的标准主义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渊源。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文化的第一载体。德语语法就是德国的语言标准。德语是世界语言中标准最多的，如名词“性数格”、动词变位等严格规定。一旦掌握了德语语法，就可以造出完美的德语句子。中国人学习德语的困难，与学习“德国制造”的困难如出一辙。

　　对比德语，汉语属于慧性文字。在智能文明主导的时代，难以发挥优势。汉语语法的“多义性”与中国人处理问题的“变通性”有着密切关系。德国人无法面对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性格，必然演变出其对于“标准化”的依赖。而中国人，对于“不确定性”的驾驭能力，似乎降低了标准化的必要性。这种能力体现在体育项目上，越小的球以及越是具备不确定性的项目，如：乒乓球以及跳水、体操等，是中国队的压倒优势。

　　精确主义：德国人不知道莱茵河有多深

　　“我问他们，莱茵河有多深，这让德国人很犯难——春夏秋冬四季，河水深度都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才最精确。”

　　对于标准的依赖、追求和坚守，必然导致对于精确的追求。而对于精确的追求，必然反过来提高标准的精度。前述“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DIN是世界上最高的工业标准。

　　德国人做事讲究精确，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很突出。在德语口语中，Genau，类似于Yes、Ja，即“是”或“对”，在口语交谈中出现频率最高，表示“精确”“准确”。德国人不精确的话不说，不精确的事情不做。不少来华安装设备的德国技师，使用带水准仪的四脚梯子，先将梯子调试水平，再保证设备安装的水平。作家刘震云亲自经历了德国式的精确：“我问他们，莱茵河有多深，这让德国人很犯难——春夏秋冬四季，河水深度都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才最精确。”卡拉扬的手，曾经以德式精确，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重新演奏德国古典乐曲。他要求每个音符必须精确无误，容不得半点含糊。是他把该乐团带入了交响乐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

　　德国人的精确主义，必然会带入其制造业。据《欧洲时报》报道，德国制衣业委托一家研究所重新测量和统计有关德国人身材的数据，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准确的制衣尺寸。精确主义直接给德国制造带来了精密的特性。

　　相比之下，中国语言中的高频词汇则是：“差不多”，在表现出中国人驾驭“不确定性”功力的同时，则也显示了一种负面的不求精确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中国制造普遍精度不高的文化原因，就包括这个“差不多”文化。

　　完美主义：是什么给杨绵绵带来灵魂上的震撼

　　德语有一谚语：“犯错误，都要犯得十全十美。”德国人做什么都要彻底到位，不论是否有人监督。

　　在专注精神、标准主义、精确主义的递进发展中，必然产生完美主义。这四个文化要素具有明显的递进包含逻辑关联。“完美主义”，是“专注精神、标准主义、精确主义”的综合表现；而“完美至臻”则是德国制造的根本特征。

　　追求完美（Gruendlichkeit）的工作行为表现是“一丝不苟、做事彻底”，也就是“认真”。这已经是德国人深入骨髓的性格特征。哲学家费希特在“致德意志民族”演讲中强调了这个民族性格——“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德语有一谚语：“犯错误，都要犯得十全十美。”德国人做什么都要彻底到位，不论是否有人监督，也不论是职业工作还是做家务，做不完美、有瑕疵就深感不安。

　　1984年底，海尔总裁杨绵绵负责到德国引进冰箱生产线。她曾回忆了德国工人认真的工作表现：“我在利勃海尔看到德国一个普通的做果菜盒的操作工人，注塑出来一个果菜盒，他就欣赏一下。他的动作应该称为检查，但我从他的眼光里看到的是一种欣赏，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欣赏。欣赏之后，他就在这个机器周围一通忙活，让下一个干得更好。这种精神感动了我。我一下子看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认真负责的人。这个工人让我感动了很久，给了我灵魂上的震撼。我想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要想改善自己，先从认真做事开始。”后来就开始了以“砸冰箱”为序幕的海尔制造文化再造，并由此引进德国制造业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德式认真，比起日式认真，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情怀。“这片土地，饱受欧洲古典音乐浸润滋养。”我认为，在以古典音乐为主要艺术形式的审美熏陶中，德国不仅像霍尔德林所言“诗一般地栖息”，还“美学地生活和工作”。记得我在德国学习期间，曾看到一位小伙子在墙上陶醉地挥舞刷子，犹如乐手登台演奏。我起先以为是艺术系学生在作画。后来发现他是个油漆工，在粉刷外墙。这与前述海尔杨绵绵总裁所提到的那个“眼光里充满欣赏的工人”，都是在“美学地工作”。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秩序至上:离开秩序就会感到焦虑和寸步难行

　　德国人无论是擦玻璃、做饭，还是加工零件、安装设备，“不论干什么都离不开雷打不动的两个前提：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工具。

　　“标准主义”的时间维度表现是“程序主义”，其空间表现则是“秩序主义”。而广义的“秩序”概念却涵盖了“程序”，是个内涵很广的概念。德语“秩序”（Ordnung）一词，与本文相关的含义有：整顿、整理，整齐，调理，规则、规章，次序、顺序，制度，安宁、秩序、纪律。

　　德国人严守秩序。有一谚语：“秩序是生命的一半。”德国人特别依赖和习惯于遵守秩序，离开了秩序就会感到焦虑和寸步难行。

　　秩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则主要表现为流程主义。例如：在某企业德国设备安装现场，六名技师先是对着图纸和流程图开会研究，然后开始工作。看不到闲散窝工者，也看不到忙乱无措者。一切按照程序悄然推进。总之，德国人无论是擦玻璃、做饭，还是加工零件、安装设备，“不论干什么都离不开雷打不动的两个前提：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工具。什么程序必用什么工具，什么工具必配什么程序，不得有丝毫变通。”

　　秩序主义的空间表现，则是物品放置的条理性。无论是家庭中的杯子、碟子，还是领带、衬衣，乃至工作场所的文件、工具等物品，都摆放得井然有序；否则便找不到东西。

　　以上“专注主义”“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是德国制造业文化的“工具理性”层面。而“德国制造”的坚固耐用，还有其深刻的“价值理性”基础。这就是曾一度被誉为普鲁士精神，并继而成为全德意志人精神的“责任感、刻苦、服从、可靠和诚实。”其中的“责任感、可靠和诚实”，可以用中文的“厚道实在”表达，简称“厚实精神”。这使得“德国制造”在设计和材料使用上，实实在在地考虑用户利益，注重内在质量，胜过外观和华而不实的功能。德国汽车的安全系数和耐用性，明显超过一些竞争对手。

　　“责任感、可靠和诚实”使得德国无假货，并且货真价实。“责任感”使得德国严肃地承担战争责任，而得到国际社会接纳，并于目前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德国人对工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产品负责，并以人的可靠和诚实，保证了产品的可靠和真实。总之，“德国制造”的厚实外观与表现，来自于其制造者的厚实精神。

　　中国制造业的文化再造：难点是“国民性改造”

　　“专注主义”“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这五大工具理性，是我国制造业必须经由德国引进的。

　　借鉴德国六大制造业文化，中国制造业必须以开放的胸怀进行文化再造。文化再造的重点是“理性”，难点是“国民性改造”。

　　万明坤指出：“德国人并不把勤俭务实、遵纪守法当做是一种对自己难受的约束；也不把忠厚诚实、信守承诺看做是一种付出。他们自觉地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社会高效而有序地运转。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素质，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和重要标志。一个理性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费孝通也呼吁：“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总之，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这方面，“德国制造”做出了典范。这个“理性化”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专注主义”“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这五大工具理性，是我国制造业必须经由德国引进的。

　　建设严谨理性的制造业文化，最大的障碍是近现代国民性。我们的老祖宗，并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的明清家具，钉是钉、铆是铆。只是在近现代，由于离道失德加速，出现了所谓颇具负面含义的国民性问题。当年鲁迅曾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性问题，并特别提出，“不认真和做戏”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必须改掉。

　　关于国人不认真的一个经典观点来自美国人亚瑟·史密斯所著《中国人德行》。他指出：“中国人不守时、不精确、不认真，是对待事物特有的幽默。”鲁迅对此书极为重视，并称此书足以“立此存照”，希望国人把它当做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赏，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改造国民性。然而，在宏观社会层面，文学只能描写国民性，并无法改造国民性。

　　在微观的社会组织层面，我们可以用企业文化来改造国民性。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指出：“名牌也应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一个名牌，一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因为一个名牌是名牌创造者素质的外化，或者说名牌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素质的外化。员工的素质高，才能够创造出名牌。”海尔员工素质提高的必要途径就在于利用企业文化，改造了海尔员工的国民性。张瑞敏对于中国人的做事习性曾作过准确概括：“中国人做事不认真，不到位，每天工作欠缺一点，天长日久就成为落后的顽症。”海尔以“砸冰箱”文化仪式为序幕、以OEC制度为落地手段，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最大限度地根治了不认真的国民性，建立了认真文化，并成就了一个世界名牌。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海尔经验，从改造国民性的高度来再造中国制造业文化。

　　此外，在价值理性层面，中国不像西方，以宗教文化为基础，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以道德文化为特征，“道德”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尊道贵德，弘扬民族固有的“厚道精神”，以制造出厚道的产品。

　　作者系世界工厂装备制造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