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误区

　　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土地，但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如何破解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制约？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落户问题？如何解决先有工业化后有城镇化的问题？

　　近日，在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几十位知名经济学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土地制度成就世界工厂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比较快的原因，是由于有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村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介绍，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农村土地转成城市土地一律实行征地，即按原有用途进行补偿，收益主要由政府获得，这种模式的好处是短期内保证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刘守英说，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综合地价涨了300%，商业地价涨了308%，居住地价涨528%，但工业地价才涨了71%。“短时间内形成世界制造工厂的原因是，我们用最稀缺的土地，以非常低的价格保证为世界生产价值最低的产品。”

　　“再有就是城镇化。”刘守英说，2000年以后，城镇化的加速也是靠这套独特的土地制度，即城市用地靠土地的资本化。这样的模式短期内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但这是不能长期维持的模式。

　　土地财政制约了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土地财政问题。”山东大学学报主编、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臧旭恒表示，土地财政把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捆在一起，尤其是把地方政府和盲目性开发商的利益捆在一起；土地财政是导致高房价的基本原因之一，土地成本占到房价的50%以上；土地财政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结果。

　　臧旭恒说，改变土地财政首先要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问题；其次是转变地方政府的功能，把地方政府从承担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中解放出来，不再考核GDP。

　　土地制度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障碍

　　“现有土地制度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障碍。我国家庭农场成本高，主要是源于现有农地使用权的零碎分割制度。”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说，按照现在的土地制度，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来办一个家庭农场，这个家庭农场只有达到100亩地，其得到的纯收入才能大概和打工的收入相当。

　　原因即在于成本特别高。耿明斋说，全世界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主体形式都是家庭农场，而真正有效率的家庭农场又一定是“自己种自己的地”。

　　耿明斋认为，要破除这个障碍，要实行土地制度的再次改革；要允许农村的建设用地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从而大幅度增加商品房供给；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要通过市场交易抬高价值，从而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化。

　　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城镇化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赵学增说，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的道路选择只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城镇化。“从欧洲城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城市大致分五大类：古代城市、商业城（行情,资金,股吧,问诊）市、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和港湾城市以及巴洛克城市。必须搞清楚我们的城市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根据城市发展的规律进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认为，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解决户籍限制，让进城农民工有活干，而不是建很多小城市。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但还保留着至少40%—50%的农业人口，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是滞后的。“多年来，人为设置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障碍，没有把进城落户的农民变成市民。”

　　“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城镇化能否成功的关键。”赵学增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去掉中国城市的行政色彩，删除城市的等级制度，让城市之间拥有平等的身份；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并向市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