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就业季是歧视中小企业后遗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底，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第一次下降。就在很多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担心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2013年的毕业季却成为史上就业最难就业季。（本报5月21日曾对此做过专题报道）

　　实际上，早在美资、日资企业因为内地竞争优势丧失开始回流的时候，早在凡客等内地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外迁的时候，早在江浙民营中小型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接连倒闭的时候，早在富士康因身陷“血汗工厂”质疑被迫采取机器人（行情,资金,股吧,问诊）代工计划的时候，早在大量加工企业因为暴利诱惑转投房地产的时候，史上最难毕业季的阴影就已经若隐若现了。就业难实质上是企业生存困境的延时反应，是社会未能善待民营中小企业的后遗症。

　　事实上，订单减少、成本增加只是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制度、政策、舆论环境等基础性生态不断恶化，才是导致中小企业群体性遭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税负过重现象覆盖几乎所有中小型企业。2011年，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一倍多；2012年，因为企业整体性经营困难，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收“过头税”、“翻老账”等方式保税收增长，最终税收增长率依然远高于GDP增长率。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之后，一些中小企业的纳税额不降反升，变成了事实上的“结构性加税”。中央党校的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如果不采取偷漏税行为，中国超过90%的中小企业都活不下去。

　　法律法规片面强调员工利益破坏企业内部“生态平衡”。例如，在合同期内，企业解聘员工会被视为违规；而员工主动与企业解约则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甚至连原有的违约金赔偿也被取消。从表面来看这是维护劳动者利益，但实际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企业不愿再承担起培养新人的义务，以致出现了要求新毕业大学生“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冷笑话”。

　　金融盘剥导致中小企业在“刀尖上舔血”。由于资本市场创新和活力不足，企业融资渠道过窄，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可谓是“难于上青天”。2000家上市公司利润抵不过16家银行的现实以及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只能靠借“高利贷”饮鸩止渴现象，已经说明旧有融资体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非典型企业的超高福利抬升社会劳动就业期望值。大型垄断企业虽然数量极少，但影响极大。其远超市场水平的工资和福利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剥削”员工的假相。导致一些年轻人宁愿在家“啃老”，也非大型国企不去的问题，让中小企业陷入招不到人的困境。

　　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不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造成的，而是多种力量和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社会共识，中小企业才有可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最难毕业季才会不再成为困扰全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