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谱的“以强拆带动自愿拆迁”

　　媒体近日刊发了对江西宜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宜黄县政协委员李昌金的专访。2010年9月10日，宜黄县发生因强制拆迁导致的自焚事件。10月，李昌金化名慧昌，撰文《透视强拆自焚事件》投书媒体，该文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和“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其观点引起震动。如今，他提出了“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和“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的自愿拆迁”等观点，再次为宜黄事件辩解。

　　那么，这个“以强拆带动自愿拆迁”的新辩解真能成立吗？

　　李昌金说：“宜黄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我先是站在‘民’的立场写了一篇《透视》，但当我写好后准备投稿时，发现形势不对，宜黄事件在一些记者推波助澜下，舆论‘一边倒’声讨县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我改变初衷、掉转笔头，改站在‘官’的立场重写《透视》。不过，尽管版本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维护的对象不同，但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

　　掉转立场却依然能表达相同的主题，这是个什么主题呢？

　　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或许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想象里，巨大的经济成就膨胀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忘了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忘了民主人权自由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他们以为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在当下的中国就能实现。因此，他们对映入眼帘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残酷事例接受不了。……我很愿意代表宜黄官员发声，甚至代表所有基层干部发声，因为我要让那些妖魔化基层干部的人看到，基层干部并非都是他们想象那种只会鱼肉百姓、无所作为的酒囊饭袋，他们当中，不乏一批有思想、能作为，忧国忧民、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他们与农民的感情最深，也最同情他们，这方面一定不亚于那些成天以‘维权卫士’自居的所谓专家学者。”

　　不管李昌金有没有必要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对立起来，也不管李昌金所要表达的主题对不对，可以肯定，他时至今日依然没有理解，为什么公众都习惯性地站在被拆迁者一方，为什么当时“所有舆论都一边倒”。

　　李昌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借以逃避残酷的现实。因为在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被拆迁户显然是弱势的一方，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满足这种愿望。还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宣泄这种仇官心理……”

　　当年，李昌金所究诘的问题是：到底是不是“自焚”？到底是不是“强拆”引发“自焚”？到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到底当事人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如今，李昌金所看到的问题依然是：“强拆出事，最主要的并不是被拆迁户原来的利益受到多大的损失，而是被拆迁户希望获得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补偿，而地方政府通常只肯（给出）一至三倍补偿……”事情真的是“暴吏治刁民”般的无奈吗？

　　问题的实质不是“同情弱者”，也不在于是否强拆，更不是什么利益矛盾或侵权与否。这些都只是事件本身的微观局部，当事人及社会舆论对事件的反馈所包含的态度，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宏观大局。事件的真相当然重要，可事件本身及其舆论化之后的“情绪指向”却更加重要。这个“情绪指向”不是别的，正是李昌金一直忽略的“地方政府威望”问题。

　　事件发生之后，率队拆迁的宜黄县常务副县长以及县长、县委书记都很快被免职，但“9·10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实质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对一些地方官员越来越有抵触情绪？为什么城市建设上去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却下来了？用更通俗的一句话说：为什么当官的镇不住了？

　　当李昌金仍津津乐道于地方官员的“劳苦功高”和“发展的硬道理”时，问题的本质被掩盖了。李昌金谈“道德制高点”问题，可他似乎没能看到，在道德的“崇高、善心、本分、低劣、无耻”这五个层次里，对地方官员来说，鱼肉百姓是无耻，无所作为是低劣，有想有为和忧国忧民则仅仅是本分。这意味着，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地方官员的本分行为不再感恩戴德，而对其偏离本分的行为则会疾恶如仇。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公信力的高低，已开始不再取决于其本分行为，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本分行为。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地方官员里有没有“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问题在于，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地方官员偏离本分行为（如与开发商勾结、操作暗箱化），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出现问题。

　　信任、信心和信仰，是从相信到崇敬的三个层次。相信和崇敬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每一件小事的每一个细节中博弈出来的。谁也无法否认地方官员在改革开放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当偏离本分行为的地方官员多到一定程度，地方突发事件的本来面目或许就不再那么重要。道理当然简单，如果你已经丧失了信誉，你说的话再精确也要被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中国的老话说：不信则无，无信则不立。

　　地方政府的相关人士也许无法避免以“摆平”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办法，但观察者和研究者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看问题，更不能被“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一叶障目。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李昌金依然缺乏这样的反思：重建地方官员的信誉到底要靠什么？仅仅靠摆出个别事件的真相和多面性能行吗？仅仅靠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就够吗？是真正懂地方政府苦衷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是选择不相信地方政府苦衷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实现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信似乎很难”？为什么人们更相信“潜规则”？

　　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反应都是短暂的，然而，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反应背后的支配因素却是长久的。信誉无小事，威望重如山。如果仅仅是因为无法直接触及那些支配因素，我们就习惯性地选择把眼界局限在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反应上，最后恐怕会“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