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没有货币化的社会不自由

　　货币化使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也促使个人自由不断扩大——这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货币》纪录片系列所讲的基本道理。这一道理虽然概括了人类文明史的主旋律，却并非广为人知，也更不同于我们根深蒂固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传统文化以及各类教科书要义。

　　当然，虽然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教科书世界排斥货币化，现实中国却是另一回事：货币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离开货币寸步难行。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化、专业分工的细化，人们离开了乡村田野，从事越来越细的工作，吃饭、穿衣、住房、交通几乎没一样是自给自足，都需要用钱交换而得。即便在工作、个人成就、社会关系中，也越来越什么都以钱衡量，基于义气友情的交换越来越少，人人都在追求最大化的货币财富。比如，1978年时，中国广义货币总量大约是GDP的0.38倍，每一元钱的产值只需要0.38元货币支持；但到2013年，广义货币量超过100万亿，几乎为GDP的两倍，跟每一元钱产值相对应的是两元钱的流通货币。

　　那么，中国社会的快速货币化以及人类社会的总体货币化趋势是偶然，还是必然？货币化的深化是喜还是忧？货币化到底是催生个人自由，还是像以往认为的会导致奴役或为万恶之源？如果货币化真的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么坏，那么，中国社会货币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文明怎么还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李成才总导演及其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制作出《货币》这样的大片，还真是雪中送炭，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既现实又对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的话题。

　　货币化催生人类文明

　　文明最为基本也最为具体的指标是：当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或发生冲突时，是用野蛮暴力还是用和平手段解决。社会越是野蛮不讲理，纠纷发生的频率会越高，人们也越倾向于用暴力解决纠纷、规范秩序；暴力纠纷多了，命案发生率必然越高。因此，命案发生率是一个反映社会诉诸暴力配置资源、解决纠纷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社会里任何暴力纠纷最终导致一方被打死的概率分布基本相当，那么，在两个社会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命案率高的社会必然更倾向于用暴力解决纠纷，是更为野蛮的社会。

　　据史学家估算，在16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即中世纪期间，欧洲命案发生率虽有少许下降，但基本停留在每年每万人中有5到10人死于暴力纠纷（不含战争死亡）；从16世纪初开始，诉诸暴力解决纠纷的倾向性持续减弱，命案率逐步下降，至20世纪初期命案发生率降到每年每百万人有5到10人死于暴力的水平。如果细看，史学家Manuel　Eisner发现，暴力所致的命案率最早在14世纪的英国、荷兰等西北欧洲国家开始下降，而在市场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欧，命案率要等到18世纪才明显下降。

　　而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暴力发生率、命案发生率下降的历程则启动得更晚。比如，据笔者跟彭凯祥、朱礼军对清朝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命案率大约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稳步下降，逐步重复了西欧国家在之前三个多世纪的经历。

　　那么，是什么动力先在西欧后在其他国家推动人类走出野蛮、迈向文明？这跟货币化、市场化或说商业化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基于货币的人际交换的确冷冰冰，也可能导致人人都“向钱看”，我们可能都不喜欢那样的社会。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互换、社会资源的配置如果不是基于货币，就必然会基于其他指标或价值度量体系。那么，规范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其他指标是否就比货币更好？下面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享受、权力地位、社会地位、精神感悟、各类机会等利益。但问题是资源是有限的，权力资源就更少，不可能每个人的欲望都被全面满足。这些有限的资源、地位、机会必须靠某种指标和某种机制来配置，也由此规范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资源配置格局都代表一种秩序，只是在不同社会里决定秩序即资源配置格局的坐标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