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在比较中走新路

　　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是后来者、追赶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迈上了大踏步追赶现代文明的征程。既然是后来者、追赶者，就有领先者的经验可资借鉴、先行者的教训引以为戒。发挥好这种后发优势，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迎头赶上。当前，城镇化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成为提升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战略。那么，怎样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在这方面同西方先行者做些比较，同样能得到一些启示。

　　西方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相伴生的。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带来了大机器工业和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需要大规模的商品销售市场，因而出现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资源集聚的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共同构成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我国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但目前已成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城镇化不仅要与工业化相协调，还要与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努力实现“四化”同步。其实质就是城镇化要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既着力解决城镇化滞后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又努力防止脱离工业化和产业发展的盲目城镇化，避免出现“大跃进式城镇化”、“半城镇化”、“被城镇化”，甚至出现没有产业和人气的“空城”。

　　西方的城镇化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渐进过程。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从1760年产业革命算起，到1851年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用了90年时间。这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镇化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资源错配，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城市病”等社会问题。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镇化又滞后于工业化，积累了城镇化的较强势能，西方城镇化过程中逐渐暴露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恰如蓄满了水的水库。如果继续加高堤坝，就会积累压力和风险；如果没有疏浚河道就大开闸门，就会造成洪水泛滥。所以，推进城镇化，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又要发挥政府作用，搞好规划和调控。产业发展、城镇布局都应顺应市场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防止盲目决策；在城镇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应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同时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扫除城镇化的障碍、推进制度创新。

　　西方的城镇化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人的压榨和剥夺问题。历史上，城镇化是资本扩张的产物，是为满足工业发展对廉价劳动力、原料以及销售市场的需求服务的，在相当长时期表现为对农民的剥夺、对工人的压榨，典型的例证是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情景。经过长期的工人运动、阶级斗争、经济危机，付出了高昂的经济社会代价，西方城镇化才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局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既重视加快发展、提高效率，也重视成果共享、增进公平。产业发展、就业创造、城镇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应以人为核心，都应考虑弱质产业、困难群体的利益，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努力使城镇化的代价最小、收益最大。这既是后发优势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