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非法集资应打破固有“藩篱”

　　近日，国务院召开了打击社会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银监会纪委书记杜金富表示：非法集资形式多样，手段隐蔽，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高利贷极易引发非法集资。杜金富并对非法集资泛滥和猖獗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这表明，当前整治社会非法集资实质陷入了“运动打击—偃旗息鼓—放松监管—泛滥猖獗”的恶性循环怪圈，社会非法集资高发势头仍没得到控制，民众遭受非法集资危害的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各级政府和监管当局整治社会非法集资任重道远，不能有丝毫懈怠。

　　为何各级政府虽成立了专门打击非法集资协调机构，也经常开展打击社会非法集资专项整治活动，但却陷入了如此尴尬境地？在笔者看来，原因有四：

　　其一，整治非法集资的方式没有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缺乏系统综合配套措施。如没有构建全社会整治信息网络，缺乏前瞻性预防手段，大部分非法集资案件都是在酿成重大社会隐患事件后，政府监管部门才介入查处和采取相应措施，这种“马后炮”整治方式于事无补。同时，没有形成监管合力，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虽成立了打击社会非法集资协调机构，但实质成了银监会的“独角戏”，无法对社会非法集资形成强有力的监管态势。

　　其二，整治非法集资没有突破“只堵不疏”的旧思维，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制跟进手段，致使非法集资案像“韭菜”一样，割了又生，无法根除。如非法集资在问题暴露后，往往注重依据刑法进行严厉打压。对于如何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动，如何让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经济循环等方面，迄今尚未出台《民间借贷法》、《民间集资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使社会集资活动监管法规不健全，手段尚显滞后，社会集资和民间借贷至今游离在法律灰色地带，非法与合法难以界定，极不利于形成“疏堵结合”的科学监管方式，也严重制约了社会资金合理流动。

　　其三，整治方向和目标偏重于社会分散的、非组织式的民众集资，对穿着合法“马甲”暗地进行非法融资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则疏于监管，致使非法集资活动层出不穷。如政府部门批准的不少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各类基金会，违背相关规定，不惜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民众变相“非法集资”，成了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且这种“非法集资”活动颇具隐蔽性、欺骗性，也具有高度金融风险传染性和社会危害性。

　　其四，整治非法集资过分依赖政府官方机构而缺乏民间力量参与，且对民众缺乏宣传引导，也没有给民间资金开辟有效投资渠道，使整治非法集资活动陷入“进退维谷”境地。如打击社会非法集资活动始终由政府机构“大包大揽”，听不到民众监督声音，因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对民众参与社会集资活动引导不够，对非法集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加之没有给民众正确投资理财指引，使打击非法集资走进了“死胡同”。

　　可见，整治社会非法集资活动并引导社会资金合理流动，让民众避免资金损失，应打破固有监管“藩篱”：首先，建立配套的综合整治体系，推出“预防为主”的监管模式，把非法集资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整治社会非法集资是项系统工程，应建立一个“政府主导、民众参与、遍及社会各层面”的社会信息网络系统，不留监管死角；同时，针对社会非法集资可能存在的各类隐秘形式，建立“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灵敏社会反馈机制和预防体系，设立公开举报电话，经常开展明查暗访活动，让民众监管力量覆盖始终，使非法集资活动无处藏身。其次，确立“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整治理念，推出“处罚与规范并重”的监管模式，把社会集资活动引向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的正途。社会资金就像洪流，应有堵有疏才不致形成危害社会安全的“堰塞湖”。由此，在整治非法集资案件时，应认真分析原因，提出重在引导的科学决策方式，主要是加快社会集资和民间借贷活动的立法进程，出台《民间借贷和集资法》，把民间融资活动引入正途，规范资本市场和投资市场，引导民间资金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民众资金保值增值；加强对民众宣传引导，提高民众对非法集资和高利贷危害性认识，在高利诱惑面前保持头脑冷静，增强自律意识，使非法集资活动失去生存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