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堵了老路走新路

又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唱空”中国者的注意！国家外管局开始打击出口数据虚报，企业申报的交易规模与实际货物交易严重不匹配会受到警告，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将被拉入黑名单。

这项举措本是用来打击热钱非法进入的，但却自然地引起了对中国出口增长数值可靠性的怀疑。如果有大量热钱涌入，那么今年第一季度18%的出口增长就值得推敲，如果这个数值有虚高嫌疑，那么外贸数据在第一季度整个GDP增长中的贡献也值得怀疑，如此一来，中国经济第一季度7.7%的增长可能还需要“调低”。

这不是又一次说明中国经济真的很差劲吗？可是，还就是有人在为这个可能比实际数据还高的7.7%叫好。斯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的前亚洲区主席、耶鲁大学现任高级研究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也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在中国人自己都在担心的时候，他还有心情喊出一句“中国经济放缓万岁”。

罗奇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中国经济要可持续、要转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出现一个增速放缓的时期就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指望经济转型，同时还能保持原来一般高的增长率。放缓还是转型，这是一个必然的取舍。

所以罗奇说：“较为缓慢的GDP增长对中国来说就是件好事。这个改革的大轮廓是众所周知的——即从出口及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向由更多国内个人消费支撑的经济结构过渡。更不为人所知的是重新平衡后的中国增长率应该更低。”

如果罗奇仅仅是如此看待问题的话，你也许会觉得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因为很多国内的分析家们也是这样表态的——容忍一个放缓的GDP增长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很多人没有像罗奇一样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一个放缓了的GDP增长背后，一个潜在的好处是有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到新的就业市场中来。

这一点初听起来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更习惯听到的是这样一种说法：保证GDP高达8%的增长是为了可以吸纳不断需要找到工作的劳动力，相反，一旦GDP的增速低于8%，就很可能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进一步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为什么罗奇的观点刚好相反呢？要点就在经济的转型上，在以服务业的增长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替代上，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每创造一个单位的GDP要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是旧模式中最主要的驱动力——所需的劳动多35%”。

也就是说，如果保持GDP增长8%不变的话，而经济比例中服务业的提升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那么经济将吸纳更多的就业；假如只是服务业比例提升，而GDP增长降到比如7.5%的话，那么由于结构变化导致的就业吸纳力不同，这一个降低了的7.5%就可能具备和原来那个8%一样的就业增长吸纳能力，甚至会更多。

增长为什么重要，不仅是因为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只有增长才能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如果7.5%就可以保证就业的增长，那么一个具备同样吸纳就业能力的7.5%就比8%更可取。因为低速增长还可以带来第二个好处，那就是服务业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对资源的需求更少、对环境的依赖和破坏更小。

唱空中国经济的外部人士其实最关心的也许还不是中国经济，他们更关心的恐怕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呢？很简单，就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支持，更加明确地说，就是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和中国的房地产业。出口是第一位的原因，中国制造通过出口获得的财富实际支撑了中国的房地产增长。

所以，转型和变化的根本其实首先是放弃对出口制造业的依赖。而投资从一开始就是为出口服务的，所以一旦放弃出口依赖，投资依赖最终也不得不放弃。要知道，中国的投资中有40%是工业投资，过去一二十年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和产能大扩张的背景就是中国从自给自足变成了世界工厂。

而一旦中国放弃了这种增长模式，两种国家将会真正感到麻烦来了。一种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他们负责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一种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通过中国出口获得了廉价商品，还通过出售美国国债获得了中国的资金“援助”。

一旦中国不再依赖出口和投资，无论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都得适应这种变化，这恐怕才是依赖症患者们的最大担心。而他们的担心最后肯定都会变成现实，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的主席马丁·费尔斯坦就相信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新路径”，从新财经领导班子中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和楼继伟担当财政部长这一点他就知道，“中国经济将继续走向市场化。”

市场化的任务是什么？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市场化是当然的目标。一旦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了，出口和投资的那条老路就越发走不通了，一旦原来的老路走不通了，曾经的另一条并不好走也没有人愿意去走的路就会越来越平坦了。

堵了老路，才会有人去走新路，这叫做打破“路径依赖”。(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