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告别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

城乡中国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听来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合作”是农民把各自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放到一起共同使用。“集体”呢？就是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概归集体公有，再由集体成员共同使用。从私产共用到公产共用，反正都区别于私产私用的小农经济，不过公有程度有点不同，合作算初级，集体算高级，至于全民所有那就更高级——这就是当年的流行认识。

事后看，大错特错。关键是，一旦搞成了集体，权利主体的边界就起了模糊。主要是，集体成员不再限于入社社员，即使当年没把土地、耕牛和其他生产工具入社的非社员，也可以是集体成员，也享有与入社社员同等的权利。这里的非入社社员，可以是嫁给入社社员的外地农民；可以是入社社员在入社后新生的子女；还可以是合乎政策迁入本地的农民或非农民。总之，在“集体”架构下，入社社员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将与非入社社员一起拥有。

没有研究湄潭经验之前，我自己对公社体制的认识，实在还很肤浅。讲起来年头也不算短：下乡10年，虽在军队管理的国有农场劳动，但因为分配到山上狩猎，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靠得比较近，耳闻目睹，对集体大锅饭有点感性认识。后来回城上大学，机缘巧合到杜老(杜润生)门下工作，参加农村调查的次数不少。可是对公社体制，看到了一些浅病灶，却不知晓还有深病灶——农民之间的权利边界不清，不断地互相吃大锅饭。

湄潭首创“增人不增地”，把我对公社的认知推进了一步。集体制区别于合作制的，可不仅仅只是组织规模过大，缺乏有效激励而发生“监管者偷懒”，进而难以衡量社员对集体劳动的个人贡献，结果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大伙儿只好吃开了大锅饭。这套体制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天生就有权充当集体成员——即便他们从来没有带着土地和其他财产入社。这可是一个敞开口子的集体制大锅饭！

那时把从湄潭得来的调查资料，带回北京反复研读。边读边想，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这么一套成员身份开放的制度，究竟从哪里来的？应该与中国传统无缘，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基础是家庭私产——农民的家庭内部有个小锅饭，同财共居，添丁增劳一起劳作、一起生活；儿子成家后要分家，分的也是家庭的土地。出了家庭之门，土地、财产、人口的边界泾渭分明，没有张家增人，就去分李家土地这回事。

家庭私产也是私有制，搞社会主义当然要触及。不过经典理论的设想，丧钟将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首先敲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应该早就粉碎了小私有制，把小私有者分化为无产者与资产者，所以到了闹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农民作为小私产者早就作古了才对。布尔什维克成功之初搞“战时共产主义”，环境是一方面，主观上恐怕也是以为打烂了小私有者的坛坛罐罐，才更方便搞社会主义。

教训是吃不上饭。列宁转得快，提出“新经济政策”。农村方面，就是还要承认农民私产的一席之地。至于将来怎么办？列宁临去世前口授过一篇“论合作制”，大意是将来也不能剥夺农民这样的小私产者，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之路。这里的合作制，其实是农民私产基础上的一份自愿合约——土地、耕畜、农具之类按约入社，计价论权，共同使用，收益分红。入社社员的身份边界是明确的，这一点与入股股民相似，只有拿了财产“入”公司的，才有股民资格和相应权益。谁也不能当没入过股的股民，更不能说谁家添丁增人，就可以把其他股民的股权稀释一把的。

列宁去世不久，新经济政策连同合作社一起寿终正寝。斯大林要另搞一套。农村方面，他的纲领是“全盘集体化”，主要政策是把已全部国有化的土地永久地交给集体农庄(最早叫“劳动组合”)使用；国家凭工业垄断的优势在农村遍设国有拖拉机站，以机耕服务交换集体农民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此种交换绝不等价，服从著名的“剪刀差”准则(国家工业品定价高，农产品定价低)；农民的耕畜、农具全部归集体，集体划出部分资源归农户“自留”，其余则靠集体劳动、领取集体分配的报酬。

斯大林不但要消灭农村私有制，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以及其他反对全盘集体化的农民。结果是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然后就是天怒人怨的大饥荒。政策也被迫作出过局部调整，无非是坚持集体化的前提下，略为增加农民的自留经济。但是直到斯大林去世，苏联粮食产量始终没有超过沙皇时代。

不过后来批判斯大林的，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神化”这位苏联领导人。我的看法，斯大林再厉害，实际上也做不到仅凭一己之见，就把苏联偌大的农村全盘推入集体化。领袖意志、意识形态和国家强力固然有超强的影响力，但涉及底层老百姓的经济组织方式，却不能完全归于斯大林个人的“能耐”。

长期来看，千百万人来自传统的习俗，对任何经济组织与制度的形成，起着非常基础的作用。就我的阅读所知，苏联农村集体经济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这个传统，就是俄国的“村社”。我们或许可以说，至少斯大林是借助了俄国的村社传统，才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俄国村社(Russian　Mir)”说来话长。不过长话也可以短说，这套起自沙俄的农奴组织，基本支撑条件是俄罗斯特有的地广人稀。那里辽阔的俄罗斯土地统归沙皇，但皇家也管不过来，于是永久地把土地交给村社使用，村社则行份地制——每个村社的成员都有权领取一份土地耕作，对应的义务则是缴纳税赋。村社土地“定期重分”，以适应成员家庭人口变动的要求——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满足村社成员平均利用土地的诉求。既然村社如此慷慨，俄罗斯农民哪里舍得独立在外？这里不是独立农民基于土地私产的自由契约，而是对村社和沙皇一体化的人身依附。有一首沙俄民歌这样唱，“哪里有村社的手，哪里就是我的头”！

事实上，即使在1905-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后，俄国也只有小部分农民完全摆脱了农奴状态，成为西欧意义上的“小农”。这样看，列宁的合作制虽然校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偏颇，但也难接俄罗斯传统的地气。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却容易接轨传统：国家把国有化土地交集体农庄使用，以换取工业化所需的粮食，以及国家资本积累。苏联农民也依附于集体——例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根本没有公民自由迁徙权这一说，苏联农民进城要查验“身份护照”，那是我们在本系列之(12)“老大哥的坏榜样”里介绍过的。

从村社到全盘集体化，对苏俄的农业、国民经济、乃至国家体制究竟有什么影响，感兴趣的读者怕要请教行家。这里要讲的是，无论“村社-集体制”对苏联的作用如何，中国却断然没有村社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向来以农民家庭私产为基础，家内有点小锅饭，家庭之间权利边界分明。这是中华农耕文明早就发达的一个基础。农业早发达，人丁兴旺，可养育的人口总规模也大，反过来以不断增长的人口无限细分耕地，这么一条发展道路就越走越窄。

给定中国之国情，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多考虑合作制，而不是全盘集体化。可惜那时候一边倒学苏联，初级社还不过瘾，非向高级社——集体制是也——过渡不可。还不过瘾，大办人民公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以不断增加的人口细分土地。

湄潭提醒我们，以承认集体经济为前提的家庭联产制，尚不足以扭转上述逻辑。喊稳定也没有用，因为内生一个不稳定。改革还要加一条，农户之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才彻底告别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脱节的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