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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政预算法治化控公务消费

发布时间:2013-4-20 7:51:5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当前社会各界加强了对“三公消费”的监督,央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经常性的暗访转入地下的公款吃喝以及公车私用等问题,再加上李克强总理承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让这场以“厉行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为主题的整风,没有出现“三月来,四月走”现象。

根据各大中央媒体的统计,截至19日零点,已有80多家中央部委在各自网站上公开2013年“三公经费”的使用计划,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69亿元,比去年的实际花销减少了1.26亿元。应该说,与往年相比,没有增加就是胜利,何况还削减了不少。

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公务花费是必要的,但要合理,如何判断合理就需要公开,接受人大和纳税人的监督。现在部分“三公消费”是不受约束,规模庞大,不管是公车还是吃喝,都往高端和奢侈方面发展。目前要求“过紧日子”,主要是财政增收放缓,而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太多,而已经没有过度消费支出的财政基础了。

规范“三公消费”不仅仅是财政分配以及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与制度问题。它不能长期依靠没有约束力的工作纪律、偶然性的暗访,以及并不具体的数据公开来规范,而是要重新确立政府与纳税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实现预算民主化、透明化。因此,目前提高“削支”可信度,还需从制度源头上防止滥用公款,避免运动化。

至于中国“三公消费”的规模,《人民日报》近日调查称,每年“三公消费”达9000亿元的说法并不准确,是一系列相互引用的所谓“内部数据”,而这个内部数据也没有具体来源。可见,对中国三公花费到底多少要进行精确统计,不仅政府要了如指掌,相关信息也应进行精细化公开,避免以讹传讹。

需要指出的是,“三公经费”和“三公消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财政预算用于“三公”开支的资金,后者则包括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考虑到许多地方政府至少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卖地和收费等预算外,“三公消费”规模远远大于三公经费,再加上企业对政府官员的吃请、养车、出国旅游等,那就更多。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八项规定”出台后,中国消费增速出现明显下滑,而这还主要是减少吃喝所致,足可以看出“三公消费”的庞大。

“三公花费”在中国已经是老问题,几乎每年两会期间都会被媒体和代表们拿出来热议,但治理起来却成效有限,甚至有越来越严重之势。因此,推进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化,披露项目精细化,是有效贯彻“八项规定”的重要保证。

由此可见,如果财政预算透明化,在合理化“三公消费”的同时,也有助于规范其他政府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使用在刀刃上。同时如果建立一套预算公开和问责制度,将有助于有效贯彻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的目标。此外,合理化三公消费需要对地方政府实现问责,而目前仅仅依靠上级对下级的行政监管还不够,还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而法治可能是目前各方都接受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因此,可以将预算法治化作为合理化三公消费的起点和最重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