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李克强总理近期主持召开了首次专家与企业负责人会议，就中国经济政策及未来改革集思广益，彰显了高层对“站稳脚跟”、“着眼升级”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看到，几年前落空的“中国崩溃论”言犹在耳，而近日对中国的悲观情绪似乎又卷土重来，认为中国投资积聚的房产、财政、货币及地下金融等“泡沫”终将破灭，世界的下一个危机点就在中国。

　　笔者相信，在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变，必将为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保驾护航，也是对“中国危机论”的最好应答和回击。

　　中国增长之谜

　　所谓中国经济奇迹或模式，在于政府通过资源价格调控和考核激励等方式调动地方的投资热情，并通过贸易和资本项下的双顺差主动或被动提供低价的资金。加之高储蓄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因此成了著名的“中国增长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端于完全的计划经济，上述模式因此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使中国少走或者没有走上印度、菲律宾等国的泥泞之路。若不考虑投资效率因素，中国1998年以来的基础设施投入，极大降低并改善了经济增长的门槛和环境。

　　但问题是，如果缺乏明确的战略调整意愿和安排，以“政府招商引资”为主要内涵的投资拉动模式极易产生路径依赖，恶化经济结构、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率，并积聚风险。信息不对称极易将这些风险放大成“看空中国”的依据。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尤其是2002年全球经济进入黄金增长期后，中国经济虽历经几次全球或区域经济危机，却一直幸免于难，但内容多样、形式各异的“看空中国论”仍屡兴不衰，这反映了在现时全球需求乏力的困局中，国际上对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中国需求”能否持续，心存忧虑。

　　纵观世界经济史，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与不动产、信用的极度膨胀不无关系，次贷危机更是将此演绎到了极致。洞察“中国危机论”，可知其逻辑为：中国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有两条腿，一条是继续以往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各种补贴推动出口；另一条是通过引资、负债做大基础设施及房地产，来推动经济、财政和就业增长。

　　这种“囚徒困境”式的选择难以改善中国整体的贸易条件，更使外汇占款成为被动投放货币的主途径。加上银行惯有的信贷扩张冲动，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受量。更棘手的是，在政府投资结构性偏好和以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利润趋薄的引导下，大部分信用供给相继流入了房地产、艺术品及商品贸易等市场，导致了信用总量扩张下的结构失衡，并进一步支持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负债冲动和地下金融的兴起。

　　笔者理解，“危机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缓慢、欧债危机深入演化，以及美国经济好于预期带来的美元走强大势，会使中国已有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加之消费增长受制于居民收入有限和人口红利衰减等因素，难以立刻改观，当总供给持续超出总需求的状态达到临界点，在突发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政策的急剧收紧）诱发下，企业利润、地价房价及财政收入迅速下降，银行风险敞口激增，消费品价格不降反升，资本大量外逃，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链条就会断裂。

　　发展新空间

　　静态看，“中国危机论”有着很大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中国房市有大量的真实需求基础；中国人口红利仍将存续，老龄化也将释放更多消费潜能；中国高储蓄率、间接融资为主的实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货币存量的合理性；金融深化背景下的地下金融亦有合理性，中国严格的金融监管使其难以诱发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还没到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如果再考虑到大量优质的国有资产，西方式的债务危机在中国爆发的可能性很小；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审慎逆周期调控，极大地缓解了潜在的风险。

　　动态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仍面临较好的时间窗口，一些问题和风险可望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加以化解。

　　那么，中国的机会何在呢？

　　笔者以为，首先，要着眼于国内，不过分夸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综合国际、国内和经济、社会等因素，做好模式转变的全局性设计。面对市场，需在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与落实上下大功夫，这样才能取得预期效果。从新型城镇化的规划进程看，中国已朝着调控的思维动态化和变量多元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次，在政府退出市场之前，需着力完善政绩考核框架，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机制，把控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要提高对地方政府结构优化因子的考核权重，促其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对“三农”等产业的投资，消化部分存量过剩产能的同时，防止新增过剩产能。通过降低消费税将消费乘数效应留在国内，弱化进口函数中的投资变量权重。

　　其三，改善中国基础货币的生成机制，加大对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创新力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但谨慎、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资本项下完全自由兑换进程。

　　中国的出口高增长不复是大势所趋，在传统就业压力的确有所减小的条件下，削减对出口部门尤其是低附加值出口行业的补贴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结构优化。得益于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压力减小，一方面货币供给过快增长的源头得以控制，再通过区别化的稳健信贷政策，信用总量过大和结构失衡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有利于打消市场上对人民币兑美元不切实际的单向升值预期，形成人民币对美元及一揽子货币的市场均衡汇率。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实体化之前，宜谨慎、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资本项下完全自由兑换进程，减少游资频繁进出对经济波动的风险，一个相对可靠的选择是，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前提下，先逐步推进人民币使用的区域化。

　　其四，近来中国在外交布局上颇有亮点，“博鳌亚洲论坛”更是加强了民间外交力度，这十分有利于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加快国内企业和产能“走出去”，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