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猪肉为什么高风险

　　编者按：FT中文网刊文指出，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从现在情况来看，“千家万户”的养殖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门槛的“千家万户”

　　死猪漂浮黄浦江，新的禽流感现于江南，世人的目光集中到了嘉兴。这是华东地区的重要生猪产区，每年饲养量已超过700万头，也是在紧邻黄浦江的水系上游所在地。

　　即便以正常死亡率来计算，700万头养殖规模的死猪处理量都非常大。在3个贩售死猪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更多死猪被丢弃了。

　　中国兽医协会会长、曾任首任兽医局局长的贾幼陵教授说，出现重大防疫病情时，要求对死亡畜禽焚烧、深埋。从传染病防治的角度，还是提倡焚烧或深埋。“但是深埋对于水源和土壤环境有潜在危险，而焚烧的成本比较高。”

　　与南方河网密布地区的丢弃做法不同，北方地区的养殖户较多通过掩埋来处理死猪。一位陕西省的养殖农民告诉中外对话，他曾经在遭遇猪瘟后，集中掩埋了自家的几十头死猪，“这跟前的树底下都埋遍了。”不难想象，简单掩埋很难达到深埋的处理效果。

　　贾幼陵说，2001年英国大规模发生口蹄疫的时候，采取了地面焚烧的办法，造成污染也很大。死猪的无害化处理难度不低，靠农民自己很难完成。按照中国兽医 防疫技术规范，大型规模化养猪场应该设置无害化处理配套设施；但是对于一年只养不到50头猪的分散农户，甚至年出栏200-300头猪的养殖户，配备焚烧 措施都显得奢侈。

　　“千家万户”，是贾幼陵对中国畜禽养殖基本状况的概括。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恢复了小农经济的农业形态，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户是这样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蔬菜，在自家院里养殖猪、鸡鸭、长毛兔、牛羊。

　　1990年，贾幼陵在湖北山区挂职担任副州长，他看到的农民家中，没有超过3年的存粮，房梁上却挂着能吃到6年后的腊肉。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和猪的关系——家家户户少量养殖，主要用于自食。从“杀年猪”到“养猪为赚钱”，这个转变发生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时间。

　　在中国，养猪超过50头，就被归为“规模化养殖”了。2001年，这样的猪场出栏量占中国总量30%，2012年占到了70%——十年间，规模化程度迅速提高。即便如此，50头以下的养殖户还是占养殖户总数的95%。中国70%的猪肉，由5%养殖者提供。

　　对于这6000多万户人家来说，养殖无需纳税，只要在市场上购买仔猪或母猪，自行搭建猪舍就可以了。中国养殖业在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中，无法为如此分 散的“千家万户”设定准入机制。在猪圈里撒草木灰消毒、找民间子承父业的“兽医”来阉割或接生，是他们奉行的养猪方法。中外对话记者曾在一位北方养猪户家中，亲眼看到他为母猪接生——用铺满干草的竹筐给小猪提供温暖干燥的环境，体质不佳的小猪，甚至被主人拿到自己床上，用电热毯来帮助它度过初生的几个小时。

　　这些方法在中国流传千载，可今天面临着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和疫病情况日渐复杂化的挑战。

　　于是，拥有豪华防疫条件的先进养猪场，和“公司加农户”的签约收购模式，以及分散、凌乱、良莠不齐的私人养殖，在今天的中国同时并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环境污染、疫病难以控制、中国肉类品牌的信誉下降。

　　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从现在情况来看，“千家万户”的养殖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