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调整失衡 启动新增长动力

　　随着中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上任，大家都期望着看到政府计划如何将中国经济转型为由消费拉动、无泡沫的清洁经济。

　　在去年历经阶段性疲软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现已稳定在8%左右的可接受水平，令一直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的批评家们哑口无言。增长速度可能会持续小幅减缓，但鉴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及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热情逐渐高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但是众所周知，当前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无法长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如何着手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呢？

　　中国经济面临多种失衡现象：东部沿海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失衡、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失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失衡。过去十年间，政策制订方面已经通过构建城市社会福利体系、鼓励西部制造业投资、农村减税和增加补贴及鼓励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等，着手于扭转这些失衡局面。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改革面临着一些利益集团的巨大阻挠。例如，强大的国企希望保留全部利润——即使这些资金用在提升医疗保健和教育上会更好。另一个大挑战是如今的改革错综复杂：让农民单干种粮食是20世纪70年代的巨大变革，但那时比较容易做到，改革国家医疗保障体系要复杂得多。要克服这些问题，政府需要采用灵活的技巧，以争取民众的支持。改革的统筹工作也至关重要，因为许多问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改革的重心要放在建立长期机构和制订游戏规则上。

　　事实上，在未来几年必须关注以下几个主要改革领域：

　　第一，采取切实的政策支持城镇化，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帮助他们融入城市。这需要为新移民提供社会福利，或许着手点是，新增城镇人口在最初五年获得部分养老和医疗服务，之后享受100%户籍待遇。政府还需要提供大量保障性住房，而资金来源可能是政府担保债券，通过保障性住房的租金收入和财政部补贴来筹集资金。此外，政府还要让大城市周边农民修建低层的可出租房。

　　第二，为民营企业创造与国企竞争的公平环境。中国制定了成为21世纪的工业基地的宏伟计划，包括安全的食品加工、专利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制造。但是，当前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参与力度的规则，就好比打开一扇挤满狮子的房间的门，鼓励一只老鼠进去。首先，我们需要移走几只狮子，把剩下的拴起来。这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实现：出售不能创造经济价值的非战略性企业；削减过度监管；将盈利性国有企业的股权转移到国家社保基金，充实未来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向国有和民营企业征收土地、水电和资本的市场价格，从而鼓励他们保护资源，杜绝浪费性投资项目；公开调查一些腐败行为及允许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倒闭。

　　第三，为确定好的社会投资筹集充足的资金。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鼓励红利上缴大户和接受略高的财政赤字（如果投资投向适当，GDP 的 3% 是可以接受的），确保国有企业将红利上缴政府预算。赤字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独家出售的债券弥补，也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以及增加房产税征收城市来获得资金来源。这些税收措施有利于解决失衡问题，但同时要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政府服务的质量在改善。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将公众开支集中地优先用于重要的地方。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进入中央政府财政，地方政府却承担总支出的 70%，其中包括 60% 的教育支出和 40% 的医疗卫生支出。这些支出集中到中央财政有助于实现国家均衡，并将支出投放到目标地区。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达到中国当前发达程度时，已经实现中学免费教育全面覆盖。目前，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只有10%完成初级中学教育。没有良好的教育，劳动力的升级无从实现，贫富失衡的状态更加难以改变。政府需要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并允许民办大学生存发展。

　　公共医疗卫生行业需做出更大的努力，吸引到更多优秀人才，而收取合理诊疗费用的私立医院要逐步纳入公共医保体系中。

　　此外，基础设施支出应划入中央财政预算，不再由商业银行承担融资。政府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债券，提供这些项目的资金。银行不应该为本身不能偿还贷款的项目提供融资。最后，银行需要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大多数国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这也带来了动态失衡。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失衡情况，启动新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