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留下还是离开？

　　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仅5个小时的车程，给欧盟商会主席大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高铁上我找不到咖啡。”

　　在他眼中，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服务上仍有相当差距，这些领域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机会。

　　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支撑经济增长基础性条件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从10％高速增长阶段转入7％-8％中速增长阶段。

　　市场准入、融资成本、行政垄断等等这些过去掩盖在高增长下问题，如今更清晰的摆在国资、民资与外资企业面前，告别高速增长的中国，还有吸引力吗？

　　“增长阶段开始转换以后，无论是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短期内都难以适应，因此我们要提高它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的环境下，企业可以盈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表示。

　　外资部分撤离

　　根据欧盟商会对1000多家在华企业的调查回馈的问卷显示，企业普遍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从根本上来说不公平且向国有企业倾斜。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认为，国有企业具有行政垄断、监管优势，可以获得廉价的资源，民营企业有限的市场准入，在融资和获取补贴方面受限，而外资企业要满足过时的合资与许可证要求、强制性技术转移、无法参与标准起草等待遇。

　　实际上，中国利用外资也面临一些调整，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过去急于吸引外资的地区面临资源、环境、土地的约束，有的地方“招商引资”变成了“招商选资”。

　　来自商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503家，同比下降1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0.2亿美元，同比下降3.6％。

　　不久前由商务部召开“跨国公司座谈会”，参会的包括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等12家在华商会和国外机构到会。在华83家跨国公司共派出121名代表参会，其中全球500强的企业有47家。参会企业为历年座谈会之最，显然，外资企业抱怨归抱怨，中国市场仍难以割舍。

　　“我们的调研显示，大多数跨国公司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扩展在华的业务，而不是收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

　　但国内日益上升的原材料价格和工资连年上浮，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企业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低成本获取高利润。从通用电气，到奥的斯，再到阿迪达斯，一些跨国制造企业改弦更张，从外资流向看，跨国巨头多选择将工厂迁回本土或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的凯雷集团，其合伙人康韦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我们为什么投资美国》称：过去十几年，中国是全球最有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但现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长从10％下降至7％的挑战，凯雷集团一直在寻找安全与增长，美国无疑能够提供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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