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移民的过程

中国经济起飞三十多年，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仅占GDP的2%多一些，而美国接近6%，欧洲许多国家在7%以上。教育资源的缺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早已无法用“发展阶段”作为遮羞布。其实，就拿不久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占海特事件来说，上海人本身或许也是受害者。有位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拥有上海户籍的儿童在义务制教育方面还不如外地户口，本市户籍必须在户口所辖区对口学校就读，且必须和父母中的一方在一个户口本上，好的小学迁入对口户籍地还需满2年或3年才有资格报名。”这些问题，本都应该随着占海特约辩一并提出来讨论。毕竟，这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建设性。

遗憾的是，部分城里人心胸狭隘，不愿意面对制度的不公，反而把矛头指向受害者。占海特约辩说得清清楚楚：“京沪非户籍家长到教育部门上访，要求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屡遭户籍居民包括年轻未婚居民阻挠……为了正义和真理，本姑娘邀请京沪户籍人士于10月25日在大沽路100号上海教委辩论，欢迎报名参加。”看来，她或她的家庭，亲身感受到城里人的排挤。

果然，上海没有人愿意出来辩论。出来的是一群被占家指为“光头党”的年轻人。他们面戴黑口罩，大声高呼 “抵制异地高考，蝗虫滚出上海！上海不需要外地蝗虫！”“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等口号。非沪籍家长则以“争取高考权利，教育平等，我们是新上海人”等口号作为应对。笔者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有关报道，并没作太多评论。但遭到一群上海网民的围攻，“全家死”的诅咒响成一片。有些上海人口口声声：上海资源有限，一家三代呵护一个独生子女不容易，岂能让外人侵占自己的教育资源？！

其实，上海如果真仅仅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上海独步于中国大都市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无怪有些网友反唇相讥：那些把外地人叫蝗虫的上海人，自己的祖辈恰恰是“蝗虫”。一直到明代，上海还是发达的江南地区的边缘。清代江南农业越来越依赖东北的豆饼，上海作为豆饼进口的中转口岸才渐渐繁盛。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关，西方列强选择上海也并非看重了其本身的物产，而是将之作为江南地区的门户。后来太平天国之乱，上海成了难民汇聚地；抗战的“孤岛时期”，租借这样的弹丸之地也因为难民的拥入人口翻了几倍。事实上，这些外来的人口浪潮，无不促进了上海的繁荣。

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上海人口持续暴涨，而江南内陆许多传统市镇开始萎缩。这当然无法归结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导致。如今常住外来人口已达900多万人，占据了上海人口的将近40%。这些人不是难民，不是来上海领施舍、白住救济院，而是用自己的劳动在上海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没有这900多万外地人，今日的上海就难以运行。想想那些背井离乡的民工的艰辛，想想那些农村留守儿童的悲剧，享受着改革开放之惠的上海人，居然要把“占海特”们赶回老家考试。这实在显得与“东方大都市”极为不和谐。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的。在民族国家之内公民意识的建立、经济的整合，都必须建立在人口的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各个地区都必须拿出一部分公共资源与流动人口共享。政府也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推动这一进程。举例而言，1840年代，英国的法律规定外来人口在一地住满五年后才能享受贫困救济的权利。到1861年，这个期限被缩短到三年，到1865年，又缩短到一年。在普鲁士，1842年的法律就规定住满三年者有权利享受贫困救济；到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的立法中，则削减到了两年。现代国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通过立法手段，强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动不动就把无法谋生的贫民遣送回原籍的前近代惯行。如今，在发达国家中，你搬到任何地区基本都能马上落户，子女自动入学，甚至非法移民也享受这样的权利。最近世界著名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出百万美元，给近200位非法移民的子弟提供奖学金。美国的许多州，已经容许非法移民子弟享受本州居民上州立大学的学费待遇(这种学费由于有纳税人的补助，大多是外州学生需要支付学费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移民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农村人口拥入城市的过程。看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足迹，所有在现代化中成功的国家，政府都是大力推动这样的进程，而不是想方设法阻碍这样的进程。这个问题，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比起对当年的欧美更为迫切。毕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并没有面临中国目前面临的急剧老龄化问题。二三十年后，以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几乎肯定会面临心脏病发作呼救也叫不来救护车的局面。因为这个城市根本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维持其正常功能。那些口口声声骂外地人是“蝗虫”的上海人，不仅自己是“蝗虫”之后，而且在老了之后大概还要依赖“蝗虫”们的服务。今天我们在“占海特”们身上的教育投入越大，日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创造的附加值就越多，富养老龄一代的能力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