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基于民众点滴之愿

　　在我国与世界的融合不断走向深入，特别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于国家竞争力的认识逐渐清晰。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前200多年内，工业经济实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当世界回到多元化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则是“软实力”的竞争。

　　“软实力”一方面是国际分工体系主导权的竞争能力，也就是国际分工链条构建、定价和收益分配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靠的是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直接驱动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这种“软实力”是与社会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有关，即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大治理主体能否协力配合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能力，在其中一方“失灵”情况下能够相互起到填补性的作用。

　　应该看到，21世纪全球化发展进入了货币化、城市化、科技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自利的市场和有限理性的政府之间并不像往常那样在对方失灵时予以替代，而可能是同时走向失灵，这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我国时下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中表现非常明显。因此，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具备确保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软实力”的两个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微观基础，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这一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下，每一个微观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包括微观个体基于利益均衡机制的合作和竞争。个体间基于规则的竞争是激发创新的源头，也是形成社会自组织能力，应对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根本。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是创新的主战场，其最大源泉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个体思想自由之下的高质量的智力畅想活动，其前提就是人的身心自由和利益均衡，这需要进一步释放人的自由并由利益均衡激励创新激情。我国尽管抓住了上一轮全球产业升级和转移机会，提升了经济实力，部分制造行业在局部范围内也具有了竞争优势，但我们不仅不掌握全球生产链条构建和定价的权力，而且处于产业链增值收益分配的末端。在资源、环境和人口等低成本优势不再的情况下，亟待培养未来国际分工框架下的竞争力，其关键就是培养国家的“软实力”，这需要进一步发挥每一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城市的市场化改革是“释放个体自由”的改革，个体从无法流动的“螺丝钉”到自由流动释放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近年来这种主观能动性的释放出现了停滞甚至衰竭的危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形成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行为短期化倾向，如倚重通过资本运作、资源或行业垄断、行政介入等非市场化手段来控制资源，以获得短期的、大规模的增值收益，通过基础科学的长期研发以实现科技和生产环节的重大突破，来获得长期的、稳定的、影响深远的增值收益的风气渐行渐远；二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楚，经济领域的“潜规则”、“暗箱操作”等现象普遍存在，市场原则和市场机制经常被抛弃，基于规则的合作竞争机制难以维持，挫伤了个体间的良性合作和竞争；三是劳动力要素的价格被长期压低，社会保障不受重视，物价、房价、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成本越来越大，驱使微观个体终日奔波于短期生计，而思想上的自由受到制约，无法释放基于思想自由的创新激情；四是由于规则被破坏，个体间交易成本增加，社会基于公平交易和利益均衡的自组织能力不足，由信用制度、道德约束构成的社会基础秩序难以起到缓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应有作用。

　　过去，我们一直追求的“中国梦”就是国家的富强，因为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国家确实强大了，但我们谈到国家竞争力优势、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时却显得底气不足。站在新的时代，我们要重新认识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涵和关系。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习总书记阐述“中国梦”正是对这一内涵和关系的最好注解。“中国梦”不仅意味着国家富强，更是人民幸福。并且，“中国梦”的实现要以人民期望为基，只有人民的期望才能托起梦想的实现，只有微观群众实现点滴之愿，才能汇成伟大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