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评迟到的低票，全民的忧患

分析环资委32名人选名单，他们相当一部分原是地方政府大员，少有环保领域的从业背景。人大代表无疑是担忧他们能否真的担负起环境立法重任，为积重难返的中国环境现状纾困。

犬子从小在京长大，2012年赴美读博。年前寒假他回国探亲，不料当晚就感到鼻咽疼痛、呼吸困难、夜不能寐。一连数天如此。而他回到美国后一切不良症状全都消失。几天后，他打来电话：“你们竟然麻木到连空气污染都没有感觉到？”临挂电话前还撂下一句话：“该死的北京，以后再也不敢回来了！”

同样表达“反对”，2013年3月16日下午，人大代表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环资委领导和委员名单、环保部长人选进行表决，出现了罕见的低票通过局面。

据媒体报道，当时全场哗然。这些反对票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公民的不满。分析环资委32名人选名单，他们相当一部分原是地方政府大员，少有环保领域的从业背景。人大代表无疑是担忧他们能否真的担负起环境立法重任，为积重难返的中国环境现状纾困。

人大环资委承担着完善环境法治状况的重要职责。在我看来，环保法治即使矫枉过正也不为错，因为它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和财产安全。然而中国环保现状就连符合常理的正当要求都没有实现。用环保部20年来常用的、有悖于逻辑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环境连年局部都在好转、连年总体都在恶化、连年趋势都在令人担忧。

而从人大到政府，环境治理上的工作问题颇多。我举几个事实：环境立法方面，一是环评偏要加上可以事后补办的“优惠”条件，而且环境破坏可能导致的公民权益侵害还被排斥在环评对象之外；二是编制环境标准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发展水平而非人体健康，因而如PM2.5在国务院主要领导关注之前，环保部门没有将其写入标准之中；三是对违法企业和个人不规定与其行为相应的制裁措施，使很多企业长期通过故意违法排污以获得不当利益。

而在环境执法方面，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环保部门袒护违法企业，甚至容忍企业在限期治理的幌子下肆意污染环境，而对公众依法申请公开企业排污信息或污染统计数据，却被以秘密为由不予公开。另外，即使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大多数个案每次都不超过2万元，而且还以“一事不再罚”为由不再处罚。更为甚者，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我们还很少有像“酒驾入罪”那样，听到有违法者被追究已经降低了入罪门槛的“污染环境罪”，相反那些迫于无奈而使用暴力抗污的民众却经常被追究责任。

当然，我也深知中国环境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人大环资委和环保部长。在此，我还想为他们也说几句“公道话”。

当下中国的环境问题是政府在落后工艺设备与技术条件下，过分追求GDP高速增长而累积的。比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在于，各级政府大都以追求GDP为政绩目标，而在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中，GDP指标也是一枝独秀。

法治国家，人民可以用生存环境权来对抗开发利用环境权。而当GDP两位数增长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时，人民的生存环境权就会因政府政策失去其应受保护的法律地位。在我看来，环境问题在中国绝对不是通过环境法治就能解决的，试想，一个因每天抽10包劣质香烟而罹患肺癌、濒临死亡的人有理由去质疑医生无法治愈他的绝症吗？回到本文的话题上来，难道我们在责备环资委和环保部的同时，不应当反思国家在追求GDP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更深层次因素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