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以制度化建设保障工作作风彻底转变

中纪委、监察部日前通报了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强调要进一步严明纪律，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执行。这是在八项新规出台后，党的纪检部门首次公布官员的违规情况，因而它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即中央对干部转作风的要求是动真格的。

干部作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要改善多年来恶化的干群关系，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必须从抓作风入手。但囿于长期以来在改作风问题上的“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所形成的思维惯性，少数干部存在着观望心态、侥幸心态和变通心态，认为改作风是“上面的事”，从而落实中央要求“慢三拍”，甚至以“文件没到”为由顶风作案；又或者心存“偶尔违规无所谓”“不被查到就没事”等想法，照旧我行我素；要不就表面上做足文章，暗地里各类改头换面的违规行为大行其道。以如此心态去改作风，显然不会真改。

从公众角度说，有关调查显示，最担忧的也是“中央决心大，下面不落实，改不掉顽疾”；换言之，公众担忧在干部作风问题上，也存在如腐败问题一样的“周期律”。所以，公众最期待作风转变“能够不断制度化、法制化，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常态”。

确实，改作风仅仅依靠八项新规的轰动效应和激励效应是远远不够的，长期效应的保持不能仅靠文件、靠表率，而靠的是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需要形成“长效机制”。

一项规定或要求的制度化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即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一致的价值趋向，再根据共同的价值需要制定规范，并建立起保证规范实施的组织机构和体制。就转作风而言，在第一个环节实际上需要领导干部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即转作风是对领导干部特权的限制和纠正，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丝毫特权。未有这种认识自觉，转作风就不会主动进行，而是处于一种被动地催着走的地步。这样的转作风就不可能彻底。

从制度建设来说，干部作风的转变根本有赖于社会形成一个民主的体制，起码，决定官员升降的一部分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上。但在一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里，要使高层倡导的转作风确实发生实效，除了上面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外，更主要的是构建规范化的日常管理机制，引入监督、评判机制。

首先，要对现有作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范进行清理，没有的要尽快制定出台，不完善的要尽快予以完善。需要强调的是，目前不少这方面的制度规定，存在比较原则、抽象，笼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作风建设本身的制度规范须尽可能具体、明确、客观，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让干部明确应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违反了如何承担责任和后果，以减少在执行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

其次，要加强干部作风制度建设的执行力度，强化制度执行刚性。可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这里应特别指出，监督机制包括建立问责制，在这方面，要强化上级的监督责任，凡因上级监督不力、下级出现问题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强化单位的监督责任，对本单位党员干部的作风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对抓作风不力的单位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第三，要有限度地放开媒体和舆论，使媒体和公众能够比较好地行使监督权。干部的作风好不好，公众和舆论最有评判权。因为民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承受者，所以，民众也最有积极性去监督官员。另外，无论上级还是同级纪检部门的监督，总因为信息的不完全而有挂一漏万的地方，这也需要通过公众和舆论监督予以弥补。但是，如果不开放媒体和舆论，公众和媒体就不敢去监督干部，至多只是监督一些低层级的官员。考虑到当前情形，需要有限度地开放媒体和舆论，使他们敢于去行使监督权利。

作风问题不是小问题。通报也谈到了干部作风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方法和思路。我们期待中央倡导的转作风积极行动能转化为制度化、法制化的稳定成果，假使如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就有了一个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