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乃娟教育不仅仅是用来改变命运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近日，一份针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和26个省会城市的6000名18至60周岁的成年常住居民的民调显示，多数公众积极评价近三年来教育公平改善的状况，但仍有26.7%的公众对彻底治理“择校热”缺乏信心，有24.3%的公众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这份调查报告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此次调查问卷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人们对教育公平这个问题的看法，通过“近三年教育公平状况改善的评价”与“治理择校热、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信心”两个指标来调查公众对所在城市教育公平状况的总体认知。调查结果有趣的地方在于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的看法。不相信这个观点的人，比例最少的是乌鲁木齐(17.5%)，最多的是北京(37.2%)；肯定教育改变命运之说群体最少的是北京(45.2%)，最多的是贵阳(64.0%)。这说明，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认知比较负面，不如那些中西部的城市，那里的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相对持更积极的态度。

曾几何时，“教育改变命运”这样的宣传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红砖墙上，这样的口号与横幅比比皆是，人们对于教育的期望值也是如此，寄望于靠读书改变命运，这也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一种认知。在古代，人们通过寒窗苦读与科举考试来试图跻身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读书与考试就是一种相对公平又几乎普遍都可尝试的社会流通通道。与古代不同，现代教育的特征是系统性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必定会涉及到教育资源的分配。

过去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公平，人们读书的结果，常与“教育改变命运”这样的口号是相符的。在市场化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城市里，义务教育领域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是普遍存在的，这与医疗领域人们挤“三甲医院”类似，于是择校费等名目应运而生。这种不公常由普通老百姓来承受。义务教育领域的教育资源不公，直接导致了学生们在高考以及上大学方面的竞争不平等，“马太效应”较为明显。

这还不是最致命性的，一些大学生就业中遇到了种种不如意，有时发现读书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由于北上广深经济总量的巨大规模，对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来说最具吸引力，但是，一些毕业生的工资可能没有一位技术熟练工的工资高。这部分是由于转型期的经济特征所致，但是教育以及相关扩招政策方面的问题不能回避。经济总量最大，最吸引人力资本，同时竞争也最残酷，很多普通人也就不能通过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调查结果中北京比西部城市有更多人对“教育改变命运”持不乐观看法的原因。

“教育改变命运”本身是一种功利性的态度，“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人们由来已久的对读书的期望。只不过，现在当它不能改变命运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反思教育公平的问题。但是，即使教育真正做到了公平，当“教育改变命运”又基本能够成立时，创新也未必会大规模发生。教育仅是用来改变命运的吗？这是一个民族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