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公费旅游当追责 “公文旅行”也堪忧

昨天有媒体曝光：今年1月份，广东阳江市约30名中小学校长，分别赴云南西双版纳、华东等地公费“考察”、旅游。公费旅游，也与去年12月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相悖。对此，阳江市教师校长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称：“文件到这边可能会慢一些”。(3月18日《南方农村报》)

借考察交流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而遏制公费旅游等乱象，也正是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在“转作风”风潮掀起的背景下，阳江约30名校长却相继赴异地“考察”，“顺便”了解风俗民情，靡费公帑、借机出游，有违背禁令之嫌。

无视禁令，公费出游，难免沦为舆论靶心。面对诘问，当地组织者却称，文件到得慢。言下之意就是，文件没到位，政令未通，管束鞭长莫及，为公款旅游留下了缓冲余地。

拿“文件到得慢”为借口，为公费旅游求豁免，颇显牵强。在信息时代，上级的政策动向，已无需“驿站传书”式的层级传递，只需点点鼠标，就能知悉。事实上，在政务日趋公开的当下，许多政令，都会在官网发布，基层官员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内容。而八项规定，传播辐射面极广，它指向行政作风的转变，对政府部门而言，应是必须践履的规范。

说到底，组织者并非信息壅塞，真不知八项规定，而是拿“令箭当鸡毛”，将规定束之高阁。涉事部门工作人员“全国都这么搞”的解释，即是其心迹的表露：既然“考察式旅游”屡见不鲜，那如法炮制，组织校长们公款出游，也未尝不可。

组织公费旅游，毫无疑问，应被追责。组织者用“文件到得慢”敷衍塞责，也是卸责心态的暴露。事实上，对“文件到得慢”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今年2月，有媒体曝光湖南娄底房产局自行放长假，当记者询问为何不遵循国务院规定时，该局工作人员就称：“国务院太遥远”。某种程度上，“文件到得慢”跟“国务院太遥远”如出一辙，都是对公共政策的敷衍应对，尽显傲慢姿态。

问责公款旅游，确有必要；与此同时，对“文件到得慢”的现实根由，也不能忽视。从程序上讲，许多政令，都有着上传下达、层层审批、依据“地情”细化的流程。据调查，除紧急文件外，一般性的中央普发性的文件，从下发到传至基层，要经历省市县等多层级的转发落实，若是书面送达，最少也需70天左右。

由此可见，涉事部门称“文件到得慢”，未必就是假话。现实中，确有不少善政，在出台后遭遇“行路难”，迟迟难以着地，这也投射出“公文旅行”之弊：当繁琐流程延误着政策落地的时机，造成政令不畅，只会让政策执行打折扣。

文件几个月不到，无疑太过低效。避免“公文旅行”，需要删繁就简，“删节”掉冗余程序，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在信息传播迅速的语境下，改进政令下达的路径，以邮件告知、内网公示的方式，替代纸质通告，减少政策在传导中的损耗，也不可或缺。

“顶风作案”，公费旅游，体现了徇私陋习的惯性。而它折射出的“公文旅行”顽疾，也亟待纾解——如果政令下达，仍难摆脱“逐层传递”的掣肘，缺乏联动机制，又无法与信息化路径对接，那它势必“步履蹒跚”，为怠政留下迂回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