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根源

姜洪同志的新书《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的“自序”里有一句话，引起我的跨世纪联想：

“吴大琨先生作为我研究生的导师，对于我研究世界经济的方法影响至巨……吴先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对本书思路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大琨先生1978年春读到意大利学者Umberto Melotti(梅洛蒂)的专著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立刻冒风险予以大力推荐，使该书得以很快翻译出版，这便是当年在中国理论界造成深度影响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第一版)。该书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基于欧洲历史研究而概括出的四大生产方式——古典的、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只限定于欧洲；而把亚洲几个古老文明的经济社会形态，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此乃人类历史演进多元化的依据。过去如此，未来呢？

而今，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关键时刻。《世界经济论纲》一书以产业革命的进程为核心线索，对世界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化研究，探索其规律和发展机制。力图找出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各大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问题提出了新的考问。相信此书的面世，将对中国的发展路径研究和未来战略的探索都有极丰富的启迪意义。

姜洪在书中将世界经济变迁、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关系体系联系起来加以整体分析，并且将研究的视野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之中，这是作者在世界经济学跨学科研究方面做的非常有益的尝试。同时，作者的研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作了深入探索，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对我也大有启发。对此，我就作者书中提出的“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非典型化趋势”这一观点，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发展谈一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主要顺差方之一，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力量有所削弱，但其经济基本面尚好，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没有根本性动摇，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导者必将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背景。

因此，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内外兼顾、积极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失衡的主要顺差方，又是当前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时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然而，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非主要由我方造成，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我认为，这一研究应该与姜洪所论述的“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非典型化趋势”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