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高福利制度到了检讨的时候

　　“降低福利是一项危险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增长乏力失业高企的当下，降低福利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剧变的风险。最佳的选择不是减少福利，而是确保福利的持续稳定。”

　　上周末，欧盟又在布鲁塞尔开了两天峰会。这次春季峰会，27国领导人不出意料地争论着紧缩的话题，设想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在会场外，是以青年为主的万人示威大游行。

　　早在峰会之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就开始提及就业的话题，他对路透社的原话是：我们拯救了银行，却冒着失去一代年轻人的风险。欧盟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们已经彻底对欧盟治理危机的能力失去信心。倘若年轻人也失去了信心，在我看来欧盟就真的危险了。

　　有多危险？最新的数据是：欧盟成员国2600万人失业，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甚至达到50%，据说希腊15岁-24岁的年轻人中有57%没有工作。一位西班牙妇女曾质问舒尔茨：“你们给了银行7000亿欧元！你们能给我们多少呢？”舒尔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样的尴尬，对舒尔茨们来说，还仅仅是开始。在高福利的欧洲，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更是致命的。可以说，二战后过惯了富裕日子的几代人，面对经济下滑的承受力要远较过惯苦日子的别国民众脆弱。在民意能够得以制度化地顺畅表达的环境下，他们更容易把一些尴尬送给当政者。

　　笔者这样说，并无建议或怂恿欧盟当政者压制民意之意，而是借此强调实现紧缩开支与民众满意是一个多么不易实现的两难选择。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还是要靠发展，以更多的财富来化解因分配而造成的不公平。但这一目标太过理想化，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反思则是当务之急，欧洲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先从历史视角切入。近代欧洲高福利制度溯源于社会主义思潮，肇始于二战之后，是反思与矫正的产物，弥补了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等负面效应与弊端，迎合了平等主义的民间诉求。既是欧洲国家稳定自身的需要，也是各国内部意识形态调整与权力均衡的结果。

　　福利制度的选择，为欧洲带来很长一段时期的稳定与繁荣。欧洲人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然而，经历这波债务危机，我们已很清晰地看到福利制度的脆弱性。福利制度的逻辑依据是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财富转移而确保大规模就业、高福利和完善公共服务，进而通过这创造出来的需求再促进增长，修正市场失灵，确保经济稳定。尽管各国的福利制度有着不同版本，但高福利的表现形式已深入欧洲民众心中。

　　然而，债务危机暴露了高福利制度背后的部分玄机，不说那些重债国，连经济表现不错的德法等国也面临增长难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被更好地检讨。传统的观点认为，旨在实现公平目标的高福利会消减效率，而效率的消减又进而损伤福利制度本身。这一观点正是近些年对欧洲高福利制度的主流诟病。尽管前些年北欧福利制度的“成功”让这一诟病失色，但这几年的实践却给了欧洲再一次重新反思该观点的契机。

　　欧洲需要重建财政与预算的可持续性。危机之后，欧洲普遍采取财政紧缩的对策，与之相呼应的是高失业率和增长乏力。而在高失业率和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财政紧缩必然会损伤经济，而宽松又要以债务增加为代价。可持续性的财政与预算模式，是以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前提的。这一判断的引申是，欧洲福利制度，应该在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

　　找到这一平衡点委实不易。降低福利是一项危险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增长乏力失业高企的当下，降低福利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剧变的风险。最佳的选择不是减少福利，而是确保福利的持续稳定。

　　但现实是，欧洲已经在被动地降低福利。认为舒尔茨的担忧是空穴来风的人们，看看欧盟春季峰会会场外列队散步的万余名青年吧。

　　（作者系本报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