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入下半场 法治建设当发力

本报评论员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在30多年后的今天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跃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所蕴藏的殷实国力，为中国实现复兴梦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混合型体制，使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场腐败、环境污染和诚信流失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如果说前者是改革上半场所取得的历史功绩，那么，后者就是改革下半场所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

从2012年起，以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为契机，“改革再出发”的呼声高涨，“重聚改革共识”成为政界、学界、商界乃至草根阶层共同热议的命题。此后，决策层多次强调“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在金融松绑、税收改制、鼓励公用事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等方面有所动作。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也重申了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这一逻辑也延伸到2013年全国两会，在数千名委员和代表的建言献策中，“改革”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关键词。而日前刚颁布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可视为新一届决策层推进体制改革的先导。

但是，与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期待相比，“改革再出发”的步子仍显得偏慢，相应的举措也不够给力。说得峻切一点就是，目前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积累和发酵速度，要快于既有的改革措施解决它们的速度。对此，有三个明显不过的例子可以作证：官场腐败日益严重、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环境污染日益失控，这说明面对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中国既有的改革措施不能有效地发挥相应的惩戒、改善和遏制作用。诸如此类的弊端，小而言之，是损害了政府作为改革主导者的公信力；大而言之，是滞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

必须承认，目前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不进则退的艰难时刻。要破解这一困局，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之外，别无他途；而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在于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这是改革下半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改革上半场，中国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法治遏制人治，最终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与市场化相比，法治化进展滞后且长期停留在“法制”阶段。时至今日，中国仍是一个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法制国家”，而非厉行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私权利动辄被侵犯的法制现状，不仅阻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负能量。这种负能量，在人口红利丰厚、贫富分化可控、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大的改革上半场尚能够被遮蔽或忍耐，但在人口红利衰竭、贫富分化严重、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的改革下半场，必然会凸显于公众视野并成为激化各种矛盾的催化剂。

世界历史经验证明，以民主宪政为价值取向的法治，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种可持续的巨大生产力。首先，它捍卫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并能有效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因而是市场化经济体制最可靠的保护神。其次，它是消除腐败的治本之策，因为法治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限制和监督权力。再次，它的民主机制和权利保障功能，能督促政府从长远考虑制定经济发展方略，防止涸泽而渔，避免过度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反观中国当下，社会财富急剧向权贵资本主义集中、只顾眼前利益和升官政绩的GDP崇拜、地方保护主义阻挠落后过剩产能淘汰、强制拆迁导致群体性维权事件层出不穷、裸商与裸官只将中国作为逐利场却另寻海外安居乐土等诸多乱象，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究其本质乃是法治问题。这些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倘若从治理经济着手只能治标，唯有从完善法治建设着手方可治本。

所幸的是，对于法治建设的不足，决策层已经有所绸缪。1999年，中国在改革初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该纲要还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六项基本要求：一是严格依法、合法；二是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三是程序正当，并体现公开性；四是高效便民；五是诚实守信；六是权责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

目前，中国各界对于决策层制定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呼声很强烈。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是一份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该纲要颁布9年来，中国为“10年左右建成法治政府”这一目标做了不少努力，但遗憾的是，努力的力度和速度都有所欠缺。按照该纲要衡量，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仅剩下1年左右的时间，中国须快马加鞭、大刀阔斧才是。只有早一天建成法治政府，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成法治国家，中国经济才能早一天打破转型僵局，诸多矛盾才能早一天化解，民众焦虑才能早一天舒缓，从而最终让中国早一天奔入长治久安的复兴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