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关键在“社”

　　“社会”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儿，可是，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弄清这一点，恐怕就找不到社会建设的正道。

　　这里不准备对社会一词的语源进行学术性分析。只想从一种民俗说起：社火。至少在北方，比如关中乡村，年纪大的人都看见到过社火，那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春节娱乐节目。

　　社火一词中的社与社会一词中的社是一回事，还有社稷一词中的社。什么是社？《白虎通义？社稷篇》说：“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一一敬也，故封土立社。”郑玄注曰：“后土，社也。”社就是祭祀土地之宗教场所。在古代，达到一定规模的居民点都会立社进行祭祀。因为社是居民点的中心，反过来，人们又会称呼这样的居民点为社。在某些节日，人们以社为单位，“击器而歌，围火而舞”，这就是社火。

　　社会一词的含义也就呼之欲出了。社会一词的重点在社，社就是祭祀土地之所。人们可能自己的家里祭祀祖先，而祭社则是全体乡民的事情。为了祭祀，全体社内成员必须共同筹集祭社的祭品。这一天，所有人都走出自己家，卷入公共生活中。也就是说，社创造了一个全体居民会聚于一堂的机会，这是乡村最为重要的公共场所。

　　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人们因社而会。人具有相互离散的倾向，社则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过上最为完整的公共生活。这是触动人们精神最深处的公共生活，因而是一种公共性最强的公共生活。

　　拿社火来说，社火需要人员，需要资金，这些要素需要组织，需要基层的自治。支持社火的就是高度组织化的乡村公共生活。没有社火，人们可能相互离散，但社火创造了公共生活空间。有社火的乡村，就是有自治的乡村。

　　祠堂的社会功能也在于此。到唐代，以社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瓦解，取代它的是祠堂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司马光、二程、张载、朱子等儒者对中国社会发育做出之最大贡献，就是创造或者说完善了祠堂制度。宋明社会之基层民众是由信奉儒家理念的士绅来组织的，社会组织之制度依托是宗族，宗族之权威在祠堂。祠堂供奉祖先牌位，祖先崇拜是人们彼此联结的主要纽带。祠堂就是乡村公共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人们共同审议、决策乡村的公共事务。没有祠堂，乡村社会就没有公共生活。没有公共生活，就不可能有乡村自治。

　　比较一下今天的北方乡村与南方乡村，就立刻可以明白这一点。东南沿海地区，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祠堂保存较多，或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复建较多。因为有精神凝聚中心，故这些乡村就有公共生活。因此，其自治程度也就较高。反之，在北方，传统文化被冲击严重，祠堂保存较少，二十世纪中期被毁灭之后，大多数未能重建。在这些乡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公共生活。因而，这些乡村的治理也就比较糟糕，公共品供应严重匮乏。比如，道路无人修造，垃圾无人清理，贫困户得不到邻里相助。这些年，北方乡村社火习俗衰微，根本原因就是乡村公共生活瓦解。

　　当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的根本问题，与北方乡村类似。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迅速推进，过半人口已生活在城镇。按照各国经验，未来城镇化人口或会达到八成。然而，在城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不存在“社会”。

　　二十世纪中期，城市还是存在社会的，大约有两类：第一类，传统居民区的胡同、巷弄或院落，此间居民有较密切而经常的联系，尽管其组织形态大大地不同于乡村。第二类，政府建立的机关、事业、国有企业单位人员及其家属聚居之“大院”，其间人们的联系也较为紧密而稳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城市进行大规模开发，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胡同巷弄被成片拆迁。一些大院仍残存，但由于代际更替，其间居民关系趋向疏离。新增城市人口则居住于新建之商业化住宅小区。这些小区目前被称为“社区”，但其实，这里没有社，因此也就没有社会。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陌生人群体，人与人之间没有稳定而经常的联系。社区几乎没有什么公共生活。没有社会，人就是离散的，很难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少组织也就试图推动社区自治。政府则提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理念。这些努力是可贵的。但在进行这些努力的时候，需要思考，社会建设关键在哪儿？恐怕要真正重视“社”这个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