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

　　【访谈嘉宾】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1 中国有今天，得益于改革红利

　　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两会前夕，你主编的《改革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一书出版，专门探讨“改革红利”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改革红利”？

　　迟福林：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种说法，主要是突出改革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及其推动的社会发展，主要有三个源泉：一是源于市场的扩大与分工的深化，这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的，即“斯密增长”；二是源于创新，主要是指熊彼特所强调的，在科技、管理等创新中打破旧有的结构，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增长”；三是源于制度变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鲜明地表达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增长被称为“诺斯增长”。回顾我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无论是市场规模扩大式的“斯密增长”还是创新引领式的“熊彼特增长”，均得益于“诺斯增长”。而“诺斯增长”的核心，就是变革旧有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立起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新京报：为什么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首先让我们从消费这个新角度看，我国消费潜力释放与结构升级的空间巨大。到2020年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考虑到消费带来的投资需求，中国的内需规模至少有上百万亿的规模。如果能够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这个重要战略机遇，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而这个巨大的内需能否有效释放，又与改革密不可分，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新京报：为什么说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改革是红利产生的最主要源泉。“红利”主要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例如，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协调利益关系，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前面说的消费潜力就很难释放出来。再例如，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解决不好，户籍制度问题解决不好，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红利就很难释放出来。同样，我国市场化改革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蕴含巨大的红利，但如果投资体制与金融体制等改革长期难以突破，投资效率难以提高，红利同样无法释放出来。因此，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从现实情况看，能不能说：当前最大限度激发“改革红利”的条件已经成熟。

　　迟福林：前不久，我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就改革形势提出了一个判断：“尽管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在多方面有重要进展。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面对下一步的改革攻坚寄予很大希望”。建议“尽快成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全面改革的组织和协调，把改革统筹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发挥改革协调机构作为中央、国务院领导推进改革的参谋、助手作用。从现实看，建立国家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或改革咨询机构，现实需求增大、各方共识增多。”

　　与前几年相比，改革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都有着突出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利益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牵动和影响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关键在于牢牢抓住“机遇、潜力、红利”这六个字：通过改革的最大红利，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2 “传统红利”的式微与终结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传统红利”都有哪些？

　　迟福林：“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新京报：在目前为止，这些“传统红利”是否还能持续？

　　迟福林：对于这些“传统红利”，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其不断式微的发展趋势。

　　首先看“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到2012年末，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联合国也曾经预测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人口学者预言说，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递减的拐点和趋势逐步出现。

　　“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从近两年的数据看，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以说是负值，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次欧美市场的萎缩将不是短期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可低估。

　　最后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虽然在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于扩大经济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增长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破坏的突出问题。这种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就是说，“传统红利”正在走向式微？

　　迟福林：是的。近年来，尽管决策层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但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明显恶化，走向消费主导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社会预期。

　　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个年头，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消费率为62.3%，当年消费贡献率为65.1%，到了2010年，消费率就下降到48.2%，消费贡献率下降到43.1%。虽然说2011年有所反弹，达到49.08%，但仍不稳定。

　　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超过40%并持续攀升，2011年达到48.31%的高位，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新京报：这意味着“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

　　迟福林：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突出的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模式。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为重要特征，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越来越多，“增长主义”倾向具有普遍性。

　　实践表明，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市场需求，容易造成投资消费结构的扭曲，形成无效投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同GDP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和干部政绩观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划分不清、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形成不了有效的地方治理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3 “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是新的“红利源”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新的红利源都有哪些？

　　迟福林：我认为最直接的红利源是“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关于“内需红利”，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而这需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础上的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就需要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采取综合性改革举措，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等。

　　新京报：“城镇化红利”怎么理解？

　　迟福林：关于“城镇化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如能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将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新京报：如何保证这些“红利源”能带来持续的红利？

　　迟福林：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一些社会予以高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长期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例如，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决；一些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最突出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和“新36条”，出台后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新京报：“制度红利”该如何保障？

　　迟福林：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进程。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使改革跑赢危机，才能真正抓住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