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应如何存在？

　　每年3月中国的全国“两会”，总有若干个经济话题如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柱华表一样，怎么也绕不开去，国有企业改革便是其中极醒目的一个。

　　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到底强大到了怎样的地步？可以看一组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 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

　　拿这组数据与国有企业最困难的十多年前相比，可谓恍若隔世：199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2600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

　　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的当代经济史上，国有企业“以一敌十万”，其强盛之势可谓是前所未见的景象。今年初，103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一书，对中国崛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但是他对国有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位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看来，“由于可以取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

　　也正因此，在过去的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国内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主张，他们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改造、取消国资委、发改委等等，有人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这些主张，在民众中引起极热烈的呼应。

　　极端化的事实催生极端化的舆论。当今的国有经济改革命题已经被打上了浓烈的意识形态记号。不少人认定，只要有国有经济，就一定会有垄断，有垄断就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催生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结论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的舞台。

　　但是，这样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若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围绕于“存废”而展开，今天就可以预言，必定吵成一锅粥。自由派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喋喋不休，辩护者灰头土脸却寸土不让。最终必无一个建设性的结果可以达成。

　　在我看来，非此即彼的“存废论”，事实上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脸谱化、简单化。真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当如何存在？

　　回看中国历史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民间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公元前81年，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讨论国有经济的存废，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对国营化政策，他们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来仍然存在。比如，国有垄断“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再如，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又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这些儒生没有学过制度经济学，但看到的问题已经与罗纳德·科斯几乎一样。可是，儒生们无法回答为国有经济辩护的桑弘羊提出的疑问：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政治制度是否应该废止，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会在另外一篇专栏中讨论），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