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压力多大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中国的很多事情和问题会被世界关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世界眼光。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各种挑战也更加突出。受访的多位国际问题专家为《瞭望》新闻周刊梳理了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

　　一是国际格局重新洗牌，大国关系调整带来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陈向阳认为，随着中国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主要大国存在协调对华围堵一面，需心中有数，提前预防和化解。

　　该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指出，大危机导致大竞争，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竞争手段更新更巧，政策战、舆论战、网络战形成一种有机组合，需要认清和应对好发达国家在政策运用上的巧实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江云认为，中国应该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有客观的认识，在对外交往中要客观、全面地展现自己，比如中国既有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但也有很多贫困地区；虽然GDP世界第二，但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仍不够强大；中国在国际上应有什么样的权利，又应相应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二是世界经济科技重新洗牌，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带来挑战。陈向阳认为，当前发达经济体正在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抢占制高点，着力“拼经济”和强化竞争力，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有增无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认为，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出口倍增，往实体经济回归，中美间互补性受到威胁，中美日欧产业重合面越来越大，竞争也将更加激烈，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压力更大。

　　刘军红提醒，从3D打印、页岩气等的发展来看，不能低估发达国家制造业和经济发展恢复潜力的可能性。刘军红担心，当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强调“经济发展是根本”的时候，中国却存在过度妖魔化GDP的误区，强调我们不能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轨道。

　　三是外部市场萎缩长期化带来挑战。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认为，下一轮经济繁荣周期出现前的至少四五年中，低速增长将成为常态，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目前的债务危机问题短期内还解决不了，全球总需求增速放缓，中国出口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尤其是以前发达国家更强调全球再平衡的第一层面，即要求中国等顺差国扩大内需减少顺差，但近两年更强调第二层面，即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进行的主动再平衡，两者对未来中国发展战略会有很大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也认为，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何应对外部市场萎缩长期化，全方位的结构调整如何展开，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此外，他认为，量化宽松政策成为常态，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初级产品市场特别不稳定，原材料价格难以控制，因此除了调整进出口平衡外，中国还要进行能效平衡，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后危机时代，全球在搜寻、争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主导产业，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未来的主导产业究竟是什么尚无定论。李向阳认为，无方向不等于各国可以无所作为，需要看清市场信号和机制，为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将高端制造业引回国内就是在为抢占下一轮产业制高点创造条件。

　　四是周边环境具有很大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后，国际各主要力量围绕未来发展主动权和国际关系主导权的战略博弈向纵深发展，普遍视亚太地区为赢得未来国际合作与竞争先机的关键，纷纷加大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给地区形势和地区关系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李向阳认为，为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中日钓鱼岛争端，对我国的区域合作和周边环境产生重大冲击。

　　在陈向阳看来，中国崛起引起周边格局调整，中国正当利益的维护和扩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同其他国家的重新磨合，要有进行拉锯战和持久战的长期打算。

　　五是中国作为最大碳排放国，仍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压力。李向阳说，在工业化仍未完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中国发展一个最优先的问题和任务。

　　陈向阳认为，中国面临高速巨量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与资源能源挑战，尤其是空气与水等生存要素被污染，容易引发国内公众不满，以及国际舆论指责，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六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挑战。李向阳认为，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始，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难得机遇，但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让出主导权，事实上目前的进展与预期相比低得多。

　　七是信息化和网络化带来的挑战。陈向阳认为，全方位开放和信息化网络化发展，使得国内舆论环境、媒体生态重新洗牌，内外互动更复杂尖锐，给社会治理、管理和稳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要争取话语权和舆论主动权，以赢得人心和认同感。

　　胡江云说，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个重要成员，中国的事情和问题不再只是自己的事情，很多问题会被世界关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世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