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先向政府部门“开刀”

　　35年，连续保持年均逾9％的高增速，在国际经济排行榜上由第10位升至第2位，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但传统发展方式遭遇瓶颈，“中国奇迹”能否延续？如何可能？改革究竟要改什么？怎么改？两会前夕，3位知名经济学者接受新华社新媒体专线访问，其中不乏精彩观点与引语。

　　据新华社

　　经济奇迹，持续还是终结？

　　如果我们想保持稳定的高增长，再有二三十年不成问题。过去三十年，再加三十年，总体六十年，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潜力不等于现实。要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你得做正确的事。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微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远远没有结束，发展还没有走完工业化第一阶段，即农民基本转移完成。我国农民占总劳动力的10％—15％左右，现在还有35％左右应转移但还未转移出来，离完成工业化还很远。但高增长不等于两位数以上的过热增长，比较理想的高增长是稳定的高增长，就是8％左右的增长。

　　过早宣布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正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不赞成这个观点，说快速增长期结束了，这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微评：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到了17000美元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才明显下降。2011年我国人均GDP是5400美元，按正常估算，要再增长1.2倍才能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标准，之后再保持5年快速增长，到2030年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

　　改革，要克服既得利益障碍

　　要是改革不采取这种激烈办法，承认过去既得利益在历史上有一定道理的话，就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的时间逐步过渡，让老的体制消亡、新的体制增长起来……所以不是没有办法，就看是不是下决心做。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微评：改革永远是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首先应当改政府，改有权势的部门。现在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怎么打破这些利益集团的阻碍，永远是改革的命题。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让市场经济起步发展完后，建立机会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扭曲、减少寻租，走向法治，走向规范。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微评：1979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不行。1992年改革，邓小平指明了中国的方向是要发展市场经济。现在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多的应该是1992年那种模式，以共富为基础的改革，建立机会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焦点关注

　　经济增长目标不见“快”字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释放出改革信号。在表述经济增长的措辞中，“快”字首次罕见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持续健康发展”。此外，“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被置于显著地位。

　　据记者统计，在1994年以来的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快”字无一例外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固定搭配”。相对应地，在过去10年间，每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法都有“快”字，如“持续较快”“平稳较快”“又好又快”等。

　　观察人士指出，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下，今年全国两会上，简单的一个“快”字很可能被淡化。人们可以期待政府将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更多回应环境等民生问题。

　　各地需遏制“换届攀比”冲动

　　“特别今年适逢‘换届’，各地新的领导班子登台亮相。不少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希望发展更快一些，这可以理解，但还是希望这种增长预期不要变成增速的‘攀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引发相关担忧的，是全国31个省区市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2013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统计显示，除个别省市未明确单列相关指标外，20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期不低于20％，占31个省区市总数的近65％；其中，贵州、新疆、甘肃、黑龙江等多个省区的投资增速目标达到甚至超过30％。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各地投资增速预期居高不下，表明投资仍是大部分省份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抓手”。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由于担忧“失速”可能造成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保增长”的愿望仍然强烈，而事实表明，要想让“8％”这一指标所代表的以发展质量为重的工作思路“成为常态”，并不容易。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问题就在于各地政府不重视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能力容易无限膨胀的客观规律，同时又不擅长扩大需求，这导致我们不断出现以高投资、高消耗来支持高增长的局面。”郑新立说。

　　张燕生认为，代表和委员们应当给地方政府的投资预期“提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老是想超过8％，实现更高的速度，你可能同时就迎来更高的PM2.5，让社会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