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国企监管应逐步划向人大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两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与国企改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度？对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的看法是，在国企做大做强的同时，挤压了民营等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空间，国进民退的局面相当严峻，而且国有垄断经济使越来越少的人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国企改革代价巨大

第一财经日报：近年来中国国企改革呈现哪些特征？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成为“巨无霸”的同时，是否加剧了国进民退的态势？

周天勇：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为国企改革付出了巨大代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和改制，减少了6000多万个工作岗位，相当多国企员工下岗失业，而且越早下岗补偿越低。国有工商和金融经济就业也从当年最多时的8500万人左右，减少到目前的2500 万人左右。国有经济今天的辉煌，是以国有工商企业和国有金融系统减少6000万人就业所换来的，国有企业、政府和社会，并没有更多地承担这部分人群的转型成本。

另一个代价是呆坏账的剥离，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商企业由于负债率较高，效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发生大面积亏损，国家通过银行呆坏账冲销国有企业欠款，包括划拨土地进账等，至少付出了10万亿元的拯救成本。

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央企不向中央财政上缴利润，地方国有工商企业由地方决定，大多也不向地方财政上缴利润。2008年国有工商企业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开始只有5%，后来规定5%~15%，许多企业就低不就高，其比例所占其利润总额也很小。

以上种种加起来，这些年来国家为国有企业付出了20万亿元的代价。实际造成的结果是，在国企做大做强的同时，挤压了民营等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空间。

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

日报：国进民退是否恶化了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是的，国有经济已经开始导致收入两极分化。国有垄断经济，使越来越少的人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年，国有经济就业8000多万人，资产只有5万亿元。截至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达到69万亿元，而职工只有2000多万。更多的资产，就业更少的人，而更少的人分配更多的全民资产利益。

1997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不向国家交利润。现在也是象征性地交很少的利润。国企在不交和少交利润，以及不交和少交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情况下，利益又偏重于向剩余的2500 万左右的人分配，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一方面拉大了社会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这些垄断行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

如今，越来越少的人在国有经济中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国有和非集体经济中就业；国有银行的信贷资源却不向容纳就业多的地方分配，而是向人们就业少的地方分配，越来越少的人分享国有经济和信贷资源带来的利益。

从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来看，社会资金绝大多数被贷到特大型、大型和中型企业之中，配置到了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之中，配置到了工业之中，国有企业可以拿到5%利率的贷款。而小型和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这些大量创造中等收入人口和解决劳动者就业的企业不仅实际利率，加上服务费等等，要高达国企利率的3倍左右，而且很难贷到款。这些企业处于极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之中。

前几年我曾经做过一些测算，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来看，国有和集体经济从1996 年以来到2001 年，减少了6440 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2 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高于个私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从1996 年的10 倍扩大到了2001 年的20 倍。而小微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等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

日报：最近有观点认为，国企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无法出台的重要障碍，而且我们也听到最近也有一部分央企管理者主动降薪，你对此怎么看？

周天勇：国企可能会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对不利于自身的一部分内容提出反对，或者是对这些方案施加影响。央企高管降薪由于人数太少，对整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不大，但是我觉得降薪会产生连锁效应，高层降，中层也会降，这些企业的工资总额也会减少，这样有利于缩小行业差距。

全民资产应接受全民监督

日报：你认为国企下一步应如何进行改革？

周天勇：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要给国企定位，国有企业到底要干什么，是要承担社会责任、是要赚钱，还是要就业？必须划小国有企业的范围，把它限定在应该存在的范围之内。

其次是要打破垄断，在竞争性行业应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而且对于自然垄断的行业要进行第三方监督，对其价格、成本，由第三方监督和审批，并由第三方决定其工资福利水平。

当前急需提高国企上交红利的比率。2007之后国企开始向财政上交红利，即使只有5%~15%这么低的上交比例，在执行中也依然存在就低不就高的情况。我建议尽快将上交红利的比例提到30%，以后再根据情况逐步提高到40%~50%或是更高，而且对红利上交之后的去向进行监督，不能再返还给国企。

同时，国企应该进一步公开化，如果确实是全民资产，其财务、工资，都应该公开透明，接受全民的监督。

与此相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体制改革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国有企业管理应该逐步划向人大。因为政府管理说明国企是政府资产，而人大管理则说明是全民资产。第一，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要进入财政预算的框架，变成真正的复式预算，接受人大的审批和监督。第二，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经组织部门推荐后由人大来任免，第三，国有企业不仅要向人大提交预算报告，还要提供财务报告，向人大提供负债的真实数据，另外审计部门也应并入人大，对国企进行审计监督。

最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国有企业资产也应逐步社会化，逐步改变其资本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其出售的收入用来补充养老金缺口，体现其全民资产的特点。

日报：从去年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文件，你觉得民资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政府对民资更大的诚意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民资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部门体制的政策风险。比如进入铁路领域面临着铁路调度权的障碍。如果铁路部门不给安排车辆和运力，即使民营企业能够修一条支线，也要天天向铁路部门接口部位请客送礼。比如民营企业开一家加油站，国有企业有可能会不给它们配油。还有一些管制型的行业也有很大风险，比如医疗器械，如果卫生部不认证，生意就没有办法做。

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部门改革，管理垄断企业的这些行政部门已经成为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它们与国企一起来维护既得利益。过去很多法律都是阻碍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如果法律法规不改，部门改革不进行，很多实施方案拿出来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