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葛文耀国企改革需遵守公司法

　　公众对国企改革的态度仍然以期盼推进为主。这一次，国资委表态称，要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今年1月10日举行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难度也越来越大。

　　从1985年到上海家化（600315）当厂长开始，葛文耀国企领导的身份保持了近30年，直到2011年中国平安（601318）以51.09亿元受让上海市国资委持有的上海家化集团100%股权，上海家化才从国有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

　　大胆突破和摸着石头过河，是上海家化一直践行的。也因此，对葛文耀来说，国资委的此次表态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切要遵守公司法，放手让企业去做。

　　国资其实是低效率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国企工作多年，如何评价我们一直以来的国企改革，以及现在国企的状况？

　　葛文耀：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除了中央的几个大的国企，地方的国资实际上都不是很强。像上海，在第二产业产值，也就是工业产业产值中，外资已经占到63%，出口外资也占到了69.7%。

　　另外，国资是享受到几大补贴的。第一，它的土地不需要批租，第二，资源（包括使用权）不收费，或收很少的费用，或者给它很多许可权。第三，它可以得到低成本的一些资金，如利润留存和银行较低成本的贷款。把这些因素都去掉，国资其实是低效率的。国务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发布了一个报告，指出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6.2%，这是国家、人民的巨大损失。

　　如此格局，我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国企改革基本处于停顿而导致的。

　　日报：停顿原因何在？

　　葛文耀：在国资改革抓大放小的时候，出现过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郎顾之争后，国企改革基本上就不改了。再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因为审批制的存在，管得太多，违背了企业的本性。

　　上市公司是最好的制度，但是现在也搞得不好。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的139号文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搞期权激励受到限制，基本不推进了。二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到国资委去审批，而不是按照公司法做。

　　日报：今年国务院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你怎么看待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葛文耀：首先，就是对国资范围的界定，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分清楚。我觉得应该有国资，我从来不相信全部私有化。我们看苏联和东欧，特别是在东欧的一些小国家，国际上的财团太厉害了，你一开放，民族工业就没有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企业，中国人生活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有国家队。

　　什么是国家队？第一，有些服务性的行业，比如说公交、电力、铁路，这是可以国有的，因为这是为民生服务。第二，国家的战略性的行业，比如传统的“两桶油”，可以国有，但不应该上市，因为你的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现在我们跟着国际油价，好像油价市场化，但是资源价格并没有市场化，因此这样的公司，可以国有，但应该退市。

　　另外，我们现在的国资管理，虽然国资委是大股东，但这完全是行政行为，不是经济行为。以前上海家化集团一直是上海市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旗下企业，但是这个管理还是行政性管理居多，股权关系太少了。

　　所以说，要分清哪些应该保留国资，哪些应该市场化，即便是国资，也应该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运作，才能提高它的效率。

　　地方国资的三招

　　日报:比如上海，我们一直说国资比重过大，对于地方国资来讲，应该如何改革？国资委已经说了，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葛文耀：上海的一些国资，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弄的。

　　国资经营者去行政化，对竞争性国企期权激励上给予国民待遇，上市国企按公司法管理，三个问题不算太难，我在国企28年，深信这对转变国企体制、机制有很大作用。

　　首先，国资为什么搞不好，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才。像我这个行业，上世纪90年代，清华、北大、交大、复旦的这些学生成百成百地被宝洁、欧莱雅招过去，我们一个也招不到，因为家化当时待遇比较差，这就是人才市场化。现在国资待遇那么差，推出一个工资方案，还要职代会通过，怎么跟外资竞争？

　　因此我呼吁要取消对竞争性国企期权激励的限制。国资委139号文件应该要修改，或者说要突破。当然，有行政级别的人不能有期权，领导要么放弃行政级别，要么放弃期权，这也有利国企人事制度朝职业经理人方向改革。

　　国企改革另一个重点是取消行政级别，这是对国企经营者最大的奖惩力度，现在把企业搞坏了，组织部安排岗位。去行政级别后，做好了可以有期权，应该有奖励，职业生涯加分；企业搞坏了，则一文不名。职业生涯没了，这就是最大的惩罚。

　　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国资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国资委应遵守公司法，尊重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权力，尊重证监会管理，国资占多少股份，就按股份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另立规矩。目前只要国资为第一股东，上市公司许多事项要向国资委申报。

　　其实这三条改革也不难，上市国企应该交给市场，上市公司不太能作假，不能假公济私，因为有基金盯着你，还有证监会一套信息披露制度和惩罚制度，直至刑法。所以，上市国资就交给市场管理。非上市的国企，就向国资委披露。

　　这三条如能改革，我相信，上海国资的能力就能够发挥出来。

　　日报：这对上海而言，是否意味着巨大的改革红利？

　　葛文耀：上海发展的是比较高端的制造业，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上海的各种商务成本太高，上海的制造业现在也处在风口浪尖上。那么现在只能选择把国资的能量释放出来。

　　我觉得应该先要把那些上海上市的国企搞活。国资的股份比例可以低一点，虽然国资比例可能从60%降到30%，但是如果经营好了，市值上升了几倍，国资还是增值了。

　　竞争性国企要上市，把持股比例降低，可以转让给民营，可以转让给社保基金，然后就让它成为非国有企业。我觉得这是上海容易做的。

　　还有就是，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的运作。这点需要落到实处。

　　改革真的到了深水区了，你不行动，经济就不会上去。其实国资是可以释放很大的生产力的，不要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些事情完全有条件做。

　　日报：家化改制后，去年上市公司向38.1%的员工实施了二期股权激励，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讲，是不是觉得效果显著？

　　葛文耀：我以前技术人员被外企挖掉了，最近我挖回来十个人。因为有期权激励，所以挖回来了。所以地方国资，期权激励的限制一定要改。

　　当然除了这三条以外，我在家化体会到的还有两条，家化的发展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两条，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一是党政关系要处理好，上海已经有经验了，实行双向兼职，就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思想工作不是党员也要做的，但专职的要减少一些，这也是人力资源工作。这个思想观念要有个颠覆。

　　二是前门开开后门关死，利用制度有效防止腐败。我们公司200多人有采购权，1000万元以上采购权的有30多人，这些人是重点，家化没有把它看成廉政建设，而是看成一种管理。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国企也就死掉了。

　　上海应发展时尚产业

　　日报：我注意到你很关注老品牌复兴，上海有很多老品牌，也多涉及国有企业，这方面会不会有大文章可做？

　　葛文耀：其实老品牌的优点是历史悠久，但有些老品牌已给消费者负面印象，它们要突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譬如家化的“雙妹”品牌，我们组建一个团队、创造一个概念、孕育一个故事，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再用了一年多时间开发产品。全部下来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这有关继承与创新，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件事情。

　　不是每个老品牌都能做好，所以我建议上海应该发展时尚产业（即中高端消费品），时机成熟，上海也具备条件，这个行业发展有很多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