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如何释放？

　　自政府高层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以来，改革红利就不再是居庙堂之高的词汇，而是关系到每个百姓切身利益、关乎民生改善的热词。“两会”前夕，这一热词持续升温。

　　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兴起、加入世贸组织等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最大红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如何进一步以改革红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有可能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彻底释放出农业经济发展活力，此后国家又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多项补贴，让农民彻底走出了“积累莫返之害”，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九连增”。在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具备向现代农业转变条件的关键时期，今年一号文件又作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部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新型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创新，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仍在不断前进。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典型硕果，目前民营企业创造的税收以及就业量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为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新非公36条”，在扩大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创造良好环境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政策措施。去年上半年，各部委的落实细则悉数出台，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金融、能源、电信等垄断基础性行业已经没有政策障碍。许多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投资潮中，频频向民间资本抛出橄榄枝。这些改革举措旨在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在金融领域，近些年我国推进和完成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金融改革，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由"技术性破产"，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成为内部治理健全、经营稳健的现代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稳健表现，令全球同业为之侧目。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基本形成了功能互补、交易场所多层次、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

　　实践证明，金融体制改革只有坚持市场化方向，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长远来看，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进一步释放要素活力，督促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如何深化改革，促使银行业摆脱行政主导、政策优势下的盈利模式，适应市场化竞争，如何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如何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均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课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瓶颈开始凸显，意味着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攻坚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影响，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引擎的拉动力逐渐减弱，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遭遇考验，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去房地产化和破解土地财政的呼声渐高。在廉价劳动力、资源等优势逐渐减少的趋势下，寻找新的增长驱动力，就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包括户籍制度、财税体制、资源定价等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指出，只有继续改革才能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表示，目前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从向消费主导转型等多个方面寻求突破。

　　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发展如要顺利实现转型，关键在于发挥内需驱动的作用，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需要尽快制定国家消费战略，围绕消费转型进行一系列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途径扩大内需，需要有总体规划和路线图。此外，扩大内需还涉及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也是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内涵，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长远来看，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税体系，有利于打破地方支出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弊端，从而缓释地方债务风险，为投融资体制改革提供契机，同时也有助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只有理顺了资源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功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需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领域的代表委员们即将齐聚一堂，商国是、议民生、谋发展，这是凝聚智慧、描绘未来改革蓝图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