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拐点无需悲观解读

　　2月23日，由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办的“2013年春季北京地区人力资源招聘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

　　一直以“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著称的中国，如今人口结构发生新变化：劳动人口下降，老龄人口上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公报指出，2012年末，中国大陆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据悉，这是在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这一数据也意味着，一向被认为“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奇迹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已出现拐点。

　　很多人担心，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将会影响经济增长。专家指出，这未必是坏事，它可以对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倒逼机制，为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同时，对人口红利进行二次开发的潜力巨大，所以，无需悲观解读。

　　劳动年龄人口将趋减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后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说，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二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他指出，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曾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很大贡献。据世行估计，这种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但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

　　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继续攀升，2012年我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

　　蔡昉指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减少。

　　红利期结束是发展必然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原因何在？马建堂表示，中国劳动人口变化的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口出生的变化有关系。专家同时指出，人口红利期结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大陆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蔡昉称，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放开生育限制之后，中国也不会在生育率上有特别显著的提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她说，“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

　　对红利拐点不必过度恐慌

　　人口红利消失，将引发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报酬上升、社会负担加重等阻碍经济增长的负面情况。但凡事有弊亦有利，专家指出，对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甚至消失不必恐慌，它未必是坏事，相反，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

　　“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张茉楠认为。

　　转型的关键，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借鉴世界一些主要经济体成功转型经验，蔡昉表示，他们的经验提示我们，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跨越，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终将要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同时，中国目前还有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巨大潜力。蔡昉说，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包括三个主要来源。第一是来自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如果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第二是来自教育资源的扩大。随着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意味着可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第三是来自劳动参与率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