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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闹不休的欧美税改对中国有何启示

发布时间:2013-2-19 8:51:01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字体:

  税收是公众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子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便利,总要为此而付出相应地代价,虽然这个代价不像买衣服买食品那样,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直接,但总是一个你愿意承受的代价。

  今天,全世界都在讨论的一个热闹话题,就是欧美国家的税制改革。虽然西方的税制对我们来说枯燥而遥远,但最近有两个关于“税”的故事却被媒体和公众津津乐道了一番:一个是法国影帝“大鼻子情圣”据传为了逃避法国即将推出的富人税收转而投向俄罗斯的怀抱,另一个是美国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向政府和公众发出了“向我征税”的呐喊,一进入他们的网站(http://patrioticmillionaires.net/),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句鲜明的“给我们加税吧,我们顶得住”(Raise Our Taxes, We Can Take It)。

  法国眼下的苦恼是欧债危机,美国经济要紧的问题是财政悬崖。他们都在为要不要找最有钱的人征税争论不已。各政党开足宣传马力,极尽所能地宣扬自己的立场。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各自站队,政论家、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各执一词,反正各有各的道理。

  回归本质

  富人拼命强调对他们征税将会损失国家的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穷人则坚定地要求向富人增税,以填补财政窟窿、增加穷人的补贴。代议制和选举,把很多国家的政治搅得喧闹不休。

  税制到底应当怎样改革?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税收。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解释,税收是社会公众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需要,向政府支付的经济代价。或用经济学术语讲,税收是公众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子价格。

  也就是说,我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便利,总要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这个代价不像买衣服买食品那样,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直接,但总是一个你愿意承受的代价。

  再往下追究,又有两个问题:第一,到底公众需要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其类型和数量是由什么人决定的?第二,当公共服务的类型和数量确定之后,公众怎样才能恰当地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价格?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曾考虑过的。但是,如果没有想清楚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将永远无解。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决定了个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相对边界。社会中有些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这就是市场交易行为。

  还有些问题,靠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解决不了,经济学将其称为市场失灵。此时,政府可以出面寻找一些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因为这些方案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政府所提供的就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如果整个世界被简化成以上两种情形,税收的征收总量就不应该存在任何争议,因为大家对公共领域的判断是一致的。

  不过世界没那么简单,还有另外一些难以判断的情况,使得人们对征税数量的认识大相径庭。一种情形是,有些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自己解决不了,可当政府介入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经济学中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

  更过分的情形是,市场上本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运行得基本有效,可政府觉得,他有必要来参与一下,于是通过某种管制手段介入,介入的结果远远不如不管,这时政府的职能发生了严重错位,而政府部门的一些代理人,正在试图通过对微观市场的管制来获得好处。

  这两种情况即便发生,也不会立即得到纠正。原因在于,即使这时整个社会受到了损失,但只要有大的利益集团得到了好处,相关的政策便会得到很多支持。利益集团会通过影响政治过程而继续维持自己的利益。

  而社会公众,要么因为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实际情况,要么即使了解了,也难以形成合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钟摆效应

  围绕为什么要有税收的根本问题,整个西方社会形成了从理论到法律到政府制度的一系列运行机制,试图清晰地描述社会到底需要政府做什么。尽管如此,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回答清楚,公众的想法也会经常变来变去。表现出来就是,在每次选举中,人们挑选不同执政理念的政党或者政治家上台。如果历史地去看,你会发现,随着经济的波动,公众的心态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就像重复摆动的钟摆,有时往左,有时往右,可无论如何变化,始终不会过多偏离垂直的状态。

  现实往往是,当经济发展顺利,投资高涨,就业充分,人们会觉得可以好好照顾自己,无需政府出面干预太多;而当经济出现波动,失业严重,人们充满不安全感,盼望政府出来多照顾自己的生活。要知道,经济高涨和经济危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保障和财政赤字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版本。投票的人民和代议制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游戏中,达成了一个基本的一致,那就是先顾眼前,再说长远。因此,每一个或左或右的政府,在把钟摆转向一边时,也为钟摆的回归上足了发条。

  钟摆效应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西方社会在政府应该提供什么类型的公共服务问题上,尽管有些争议,但在短期中往往是可以稳定决策的。只要他们选定了一个党派或者政治家,也就是意味着对他所提出的服务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很明显,上述故事中,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税制改革,问题都出在第二个层面上。社会已经通过投票确认政府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接下来就要回答钱由谁来付的问题了,尤其是,具体到每个人应该付多少。

  免费搭车

  对西方社会来说,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回答。欧债危机和财政悬崖是法国和美国整个社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公众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解决,而解决的方案无外乎是多收点税去堵上这两个大窟窿。

  他们自己也清楚,两个大窟窿的形成,也都是前些年他们整个社会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到了真的讨论谁出多少钱去补窟窿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愿意冲在前面。无论哪个阶层,都有少出钱的理由,穷人自不必说,本来就是吃救济的,哪有钱来交税?富豪们也振振有词,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就业主要是他们来做的,你要是狠狠征我的税,我随时可以抽走资金,转向海外,经济下滑对谁都没有好处。中等收入阶层叫苦连天,征不到两头的税,左右的政府都拿他们开刀,而中等收入者的稳定是整个社会信心和创造力的源泉。

  经济学上用“免费搭车”来形容这些托词: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多出钱,而自己少出钱,期望那个自己亲自参与制造的大窟窿,是由别人掏钱去买单的。斗争的焦点就是谁来掏钱:于是,不仅是“大鼻子情圣”,在法国新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富豪税方案后,法国报章每天都充斥着有钱人移民的消息,仿佛周围那些不怀好意的邻居们,都在觊觎富豪们的钱袋;奥巴马在国会也受到了来自共和党的顽强狙击,反对党的不合作,让奥巴马若干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变成了空洞无物的竞选口号。

  继续前行

  弄清楚了以上两大问题,我们对欧美国家税制改革的观望就容易了许多。代议制、任期制以及选举制,这些现代政府赖以存在的基本制度,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它同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社会福利化、过度承诺、政党恶斗、利益集团操纵等。

  政治家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任何税收制度的变化,都会对当前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影响,都必然会出现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局面。在选举时,取胜的政治家是赢者通吃的,但选举一结束,每一个社会政策,都又会招致强烈的反弹。竞选时各种许诺支票的跳票便在所难免。

  税制改革所体现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富人税是要惩罚资本家阶级的贪婪,削减社会福利是要告诫吃救济上瘾的人要勤勉,碳排放税的推出是要西方中产阶级为其舒适的生活付出代价,销售税的上涨是要全民为之前的过度消费共同埋单。

  可以预见,在这样一个游戏的框架内,过于极端的税制改革很难得到全民的认同,各个阶层力量彼此牵制的结果,是税制改革只能缓慢地进行,其间充满着斗争和妥协。很难说哪个阶层比另外一个阶层更加高尚或者贪婪,只能说,哪个阶层比另外一个阶层发言的声音更大,更有力。

  在我国,税制改革同样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各种新税改的建议层出不穷。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度的攻防,到房产税扩大试点的呼声,再到碳税即将开征的传言……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犹见有接近政策的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制定各种版本的理想税制;也有亲近公众的主管人员,对媒体侃侃而谈深化税制改革的各种指导意见。

  回想前面讨论过的关于税收的两个问题,结论显而易见:我国的税制改革,目前亟须回答的,不是哪个税种、具体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需要购买多少公共服务。税收是多是少,不完全取决于其征收的总量,还取决于我们付出的影子价格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性价比。第一个问题不讨论清楚,上来就纠缠第二个,恐怕无论怎么改,都将是一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了。

  税制改革所体现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我国的税制改革,目前亟需回答的,不是哪个税种、具体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需要购买多少公共服务。税收是多是少,不完全取决于其征收的总量,还取决于我们付出的影子价格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