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不休的欧美税改对中国有何启示

　　税收是公众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子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便利，总要为此而付出相应地代价，虽然这个代价不像买衣服买食品那样，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直接，但总是一个你愿意承受的代价。

　　今天，全世界都在讨论的一个热闹话题，就是欧美国家的税制改革。虽然西方的税制对我们来说枯燥而遥远，但最近有两个关于“税”的故事却被媒体和公众津津乐道了一番：一个是法国影帝“大鼻子情圣”据传为了逃避法国即将推出的富人税收转而投向俄罗斯的怀抱，另一个是美国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向政府和公众发出了“向我征税”的呐喊，一进入他们的网站（http://patrioticmillionaires.net/），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句鲜明的“给我们加税吧，我们顶得住”（Raise Our Taxes， We Can Take It）。

　　法国眼下的苦恼是欧债危机，美国经济要紧的问题是财政悬崖。他们都在为要不要找最有钱的人征税争论不已。各政党开足宣传马力，极尽所能地宣扬自己的立场。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各自站队，政论家、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各执一词，反正各有各的道理。

　　回归本质

　　富人拼命强调对他们征税将会损失国家的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穷人则坚定地要求向富人增税，以填补财政窟窿、增加穷人的补贴。代议制和选举，把很多国家的政治搅得喧闹不休。

　　税制到底应当怎样改革？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税收。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解释，税收是社会公众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需要，向政府支付的经济代价。或用经济学术语讲，税收是公众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子价格。

　　也就是说，我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便利，总要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这个代价不像买衣服买食品那样，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直接，但总是一个你愿意承受的代价。

　　再往下追究，又有两个问题：第一，到底公众需要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其类型和数量是由什么人决定的？第二，当公共服务的类型和数量确定之后，公众怎样才能恰当地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价格？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曾考虑过的。但是，如果没有想清楚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将永远无解。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决定了个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相对边界。社会中有些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这就是市场交易行为。

　　还有些问题，靠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解决不了，经济学将其称为市场失灵。此时，政府可以出面寻找一些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因为这些方案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政府所提供的就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如果整个世界被简化成以上两种情形，税收的征收总量就不应该存在任何争议，因为大家对公共领域的判断是一致的。

　　不过世界没那么简单，还有另外一些难以判断的情况，使得人们对征税数量的认识大相径庭。一种情形是，有些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自己解决不了，可当政府介入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经济学中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

　　更过分的情形是，市场上本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运行得基本有效，可政府觉得，他有必要来参与一下，于是通过某种管制手段介入，介入的结果远远不如不管，这时政府的职能发生了严重错位，而政府部门的一些代理人，正在试图通过对微观市场的管制来获得好处。

　　这两种情况即便发生，也不会立即得到纠正。原因在于，即使这时整个社会受到了损失，但只要有大的利益集团得到了好处，相关的政策便会得到很多支持。利益集团会通过影响政治过程而继续维持自己的利益。

　　而社会公众，要么因为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实际情况，要么即使了解了，也难以形成合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钟摆效应

　　围绕为什么要有税收的根本问题，整个西方社会形成了从理论到法律到政府制度的一系列运行机制，试图清晰地描述社会到底需要政府做什么。尽管如此，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回答清楚，公众的想法也会经常变来变去。表现出来就是，在每次选举中，人们挑选不同执政理念的政党或者政治家上台。如果历史地去看，你会发现，随着经济的波动，公众的心态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就像重复摆动的钟摆，有时往左，有时往右，可无论如何变化，始终不会过多偏离垂直的状态。

　　现实往往是，当经济发展顺利，投资高涨，就业充分，人们会觉得可以好好照顾自己，无需政府出面干预太多；而当经济出现波动，失业严重，人们充满不安全感，盼望政府出来多照顾自己的生活。要知道，经济高涨和经济危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保障和财政赤字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版本。投票的人民和代议制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游戏中，达成了一个基本的一致，那就是先顾眼前，再说长远。因此，每一个或左或右的政府，在把钟摆转向一边时，也为钟摆的回归上足了发条。

　　钟摆效应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西方社会在政府应该提供什么类型的公共服务问题上，尽管有些争议，但在短期中往往是可以稳定决策的。只要他们选定了一个党派或者政治家，也就是意味着对他所提出的服务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很明显，上述故事中，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税制改革，问题都出在第二个层面上。社会已经通过投票确认政府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接下来就要回答钱由谁来付的问题了，尤其是，具体到每个人应该付多少。

　　免费搭车

　　对西方社会来说，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回答。欧债危机和财政悬崖是法国和美国整个社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公众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解决，而解决的方案无外乎是多收点税去堵上这两个大窟窿。

　　他们自己也清楚，两个大窟窿的形成，也都是前些年他们整个社会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到了真的讨论谁出多少钱去补窟窿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愿意冲在前面。无论哪个阶层，都有少出钱的理由，穷人自不必说，本来就是吃救济的，哪有钱来交税？富豪们也振振有词，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就业主要是他们来做的，你要是狠狠征我的税，我随时可以抽走资金，转向海外，经济下滑对谁都没有好处。中等收入阶层叫苦连天，征不到两头的税，左右的政府都拿他们开刀，而中等收入者的稳定是整个社会信心和创造力的源泉。

　　经济学上用“免费搭车”来形容这些托词：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多出钱，而自己少出钱，期望那个自己亲自参与制造的大窟窿，是由别人掏钱去买单的。斗争的焦点就是谁来掏钱：于是，不仅是“大鼻子情圣”，在法国新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富豪税方案后，法国报章每天都充斥着有钱人移民的消息，仿佛周围那些不怀好意的邻居们，都在觊觎富豪们的钱袋；奥巴马在国会也受到了来自共和党的顽强狙击，反对党的不合作，让奥巴马若干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变成了空洞无物的竞选口号。

　　继续前行

　　弄清楚了以上两大问题，我们对欧美国家税制改革的观望就容易了许多。代议制、任期制以及选举制，这些现代政府赖以存在的基本制度，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它同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社会福利化、过度承诺、政党恶斗、利益集团操纵等。

　　政治家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任何税收制度的变化，都会对当前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影响，都必然会出现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局面。在选举时，取胜的政治家是赢者通吃的，但选举一结束，每一个社会政策，都又会招致强烈的反弹。竞选时各种许诺支票的跳票便在所难免。

　　税制改革所体现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富人税是要惩罚资本家阶级的贪婪，削减社会福利是要告诫吃救济上瘾的人要勤勉，碳排放税的推出是要西方中产阶级为其舒适的生活付出代价，销售税的上涨是要全民为之前的过度消费共同埋单。

　　可以预见，在这样一个游戏的框架内，过于极端的税制改革很难得到全民的认同，各个阶层力量彼此牵制的结果，是税制改革只能缓慢地进行，其间充满着斗争和妥协。很难说哪个阶层比另外一个阶层更加高尚或者贪婪，只能说，哪个阶层比另外一个阶层发言的声音更大，更有力。

　　在我国，税制改革同样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各种新税改的建议层出不穷。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度的攻防，到房产税扩大试点的呼声，再到碳税即将开征的传言……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犹见有接近政策的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制定各种版本的理想税制；也有亲近公众的主管人员，对媒体侃侃而谈深化税制改革的各种指导意见。

　　回想前面讨论过的关于税收的两个问题，结论显而易见：我国的税制改革，目前亟须回答的，不是哪个税种、具体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需要购买多少公共服务。税收是多是少，不完全取决于其征收的总量，还取决于我们付出的影子价格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性价比。第一个问题不讨论清楚，上来就纠缠第二个，恐怕无论怎么改，都将是一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了。

　　税制改革所体现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我国的税制改革，目前亟需回答的，不是哪个税种、具体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需要购买多少公共服务。税收是多是少，不完全取决于其征收的总量，还取决于我们付出的影子价格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