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
昨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在京召开。与会多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曹远征等均提出应建立国家改革委员会以突破现有利益格局,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这十年是改革最好的窗口期,一旦错过就很难再实行。
吴敬琏:制定“最小一揽子改革”总体方案
吴敬琏指出,当前改革的难点在于体制性障碍未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对战略新兴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他呼吁:“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启动研讨和制定这个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总体方案。”他认为应尽快建立工作班子,研究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且方案应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形成。吴敬琏提出,中央政府应该主抓顶层设计,否则在原有利益格局得到进一步强化之后再动就更加困难了。
吴敬琏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多名经济学家的认同。中国银行(601988)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建议,建立改革委员会来设计并监督改革的执行,避免改革时机被贻误。他特别指出,这个委员会应该是独立的,而不是和发改委连在一起。
张维迎多年来一直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是‘是不是真改’的最重要标志。”张维迎还认为,该委员会主任应当由总书记或者总理直接担任。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强调,必须建立一个专门改革的统筹协调的机构。“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研究这样一个改革方案。不能让改革放在各个部门,让部门制定改革方案,这样是搞不成的。”
郑秉文:社保改革要从事业单位开始
对于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方案,多位经济专家都提出了建议。郑秉文表示,社保改革在过去十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改革的进度卡在了事业单位改革上,下一步应当启动事业单位公务员改革,增强公平性。
“现在我们事业单位如果不改革,可以说大家的这种愤怒和情绪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郑秉文举例说,去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搞了一年,最后网络意见大,打掉了。还有事业单位的改革,大家都不敢说。“所有的改革都卡到这儿了,实际跟政策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标志,是平等的一个标志,只要它不平等,别的都免谈。”
对于公众关心的社保资金安全,郑秉文表示,可持续性是社保第一命题,是健康的社保制度的本质要求,但目前社保资金处于不可持续的状况。“2011年有14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河北是赤字一个亿,到黑龙江赤字是182个亿,合在一起是767个亿。”郑秉文说,收不抵支的省份从2002年的29个下降到2011年的14个省份,但总量在增加,从400多亿增加到将近800多亿。
曹远征则建议向社保体系划拨国企股份,三年内划拨20%到30%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让划拨后股份的股息红利成为社保的一项可持续收入来源,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划拨和推动国有资本社会化改革提供经验。
汤敏:设立民意调查机构
汤敏建议,建立一个重大政策的民意调查机制,“我们在做重大改革的时候,对民意的了解显得更重要。”
他认为,现在对老百姓诉求的了解,大体局限在开座谈会和官员下基层去做一些调研的方式,这些了解的面很窄,而且很容易被操作。科学的民意调查机制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介绍说,我国的民意调查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是没有系统化来做。民意调查的核心之一就是其独立性。“像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由国会专门通过法律,所有的政府机构不准直接做民意调查,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要委托民间来做。”
此外,汤敏表示,民意调查需要坚持科学性与动态性。他解释说,百姓的民意是在变化的,民意调查不能一次做,要反复多次进行。“真的要做好民意调查,首先在社会要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这时候调查出来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改革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机制,调研不但要有专家调研,还要有民意调研。“你光专家调研,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一个民意调研作为改革方案的支撑,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龙永图:改善民企发展环境
在企业的民营化方面,龙永图认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不是更加安心、更加放心、更加踏实,而是更加不踏实,更加不放心,更加不安心。
他表示,如果这样长期下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基础。如果民营企业家整天想着怎么往外跑,成天就是提心吊胆,那么这个市场经济怎么搞?所以,一定要采取扎扎实实的办法,让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放心、安心、舒心,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就是基础的问题,市场经济就靠他们嘛。”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政府也应当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城镇化的建设当中,提高责任感,不然的话,可能会使得发展的基础不牢靠,甚至会造成更多的“贫民窟”,并且短期造成经济投资过热,债务负担过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制度上需要做一些变化,改善中小企业的环境。他介绍说,中小企业在正式渠道中没有代言人,在舆论上他们往往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找谁去解决,以及制定法规的过程中,谁能代表他们的声音,舆论如何支持他们的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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