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自从日本自民党党魁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日元已经贬值10%。在日本政府强大压力之下，日本银行不得不同意2%的通货膨胀目标。这说明日本正式进入货币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适度通货膨胀的概念，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其基本原理是，以适度的通货膨胀刺激消费，以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事实证明，在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国家，只要出现适度的通货膨胀，那么，就能刺激消费，从而带动就业，让经济走上复苏的道路。

　　然而，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的再分配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凡是实行通货膨胀的国家，掌握资源的企业或者个人往往能够从中获益，而掌握货币的企业或者个人则意味着损失。所以，通货膨胀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利。

　　从国家长远发展来看，货币问题纯属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政府应当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及时地调整货币的发行量，从而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货币政策就好像刹车和油门，如果使用得当，那么，就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经济问题。不过，货币天生具有储备的功能，货币发行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还要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如果大量的货币沉淀下来，那么，即使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也未必能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在储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快速的增长，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习惯于将赚取的货币储存起来，由于货币的流转速度不断下降，因此，中央政府持续不断地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近些年来中国的通货膨胀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正在快速下降。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但近些年来，由于一些经济学家在货币问题上不断地制造事端，引入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结果导致中国的货币政策变得异常混乱。譬如，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存在着“输入性通货膨胀”问题，这是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由于其他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中国，从而使中国出现了输入性通货膨胀。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企业赚取大量的外汇，并且通过中国的外汇主管部门将外汇兑换为人民币，结果导致中国的人民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如此。但正因为政府没有很好地控制国内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所以，才导致中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通货膨胀。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应当与一个国家商品的价格直接挂钩。欧元区国家之所以建立统一的货币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区域内资源的价格相对均衡，因而可以通过商品价格比较，确定货币的价格。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现在欧元区国家正面临解体的危险，如果不承认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把货币政策失误所造成的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那么，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出现严重问题。

　　现在日本首相试图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这是日本国内的经济事务，其他国家不应该说三道四。许多学者担心，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发行货币刺激经济的增长，那么，世界的货币发行量就会越来越多，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从表面逻辑来看的确如此。但是，一些国家之所以大量发行货币而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正确处理了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货币发行量太大，以至于国内的消费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价格快速上涨，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现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国内市场上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内市场的日用消费品主要来自于其他国家，由于日用消费品大量进口，价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美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地，由于中国市场的日用消费品大量来自于国内，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国内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结果导致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中国将会陷入通货膨胀的万丈深渊。

　　中国部分经济学者之所以对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相信弗里德曼揭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货币规律，试图以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其实，适度的通货膨胀只不过是寅吃卯粮，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将会发生失衡现象。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之所以迅速扩大，一方面是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渐让位于按资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相当多的工薪阶层正在失去财富的分配权力，由于他们缺乏资源支配权力，因此，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逐步地被社会边缘化。假如没有看到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的影响，没有看到货币政策可能给中国发展带来的陷阱，那么，在运用货币政策的时候就会东施效颦。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再也不能有任何闪失。（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法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