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不适合中国中央集权制

　　·“资本主义是一个惊人的理念——最邪恶的人会做最邪恶的事，而所有人却都可以得到莫大的好处。”——凯恩斯

　　·当年4万亿元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图穷匕见，许多人将其归咎于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我们不能苟同。凯恩斯主义本身并无大碍，中国缺乏合适的运行环境；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制把这些解决方案产生的收益不公平地划分给了许多拥有资源的国有或相关实体，而大众却并没有从此得到太多的利益

　　·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机制，使拥有资源的一方将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以为广大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依靠个别人的积善

　　1936年，凯恩斯在出版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前夕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文艺界朋友，当时的英国著名戏剧作家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凯恩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于经济理论的书，这本书将使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发生一次彻底的革命。”《通论》出版时，美国和全球经济正陷入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的社会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这本著作恰得天时地利人和，非常畅销，并很快成为了一本必读的经典。

　　凯恩斯理论明显有别于当时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共识。他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是以总需求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为基础。凯恩斯为政府在波动、混乱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其时罗斯福制定的“新政”。凯恩斯革命性的思维认可了政府以政策干预市场的调控策略，与当时古典派提倡以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见解大相径庭。凯恩斯主义的新理念自此亦一直影响市场，直至70年代油价不断攀升令美国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有关经济管理模式才最终被货币主义所取代。

　　然而，新古典派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的阐释仅仅局限于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采取扩张性政策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而凯恩斯革命也因此迷失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阐释之中。如果现实世界果真如新古典主义所假设的一样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自1980年以来出现了这么多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时央行每次都不得不进行市场干预？可惜的是，有别于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达尔文等其他著名学者，凯恩斯52岁方才出版他的集大成之作《通论》，而书出版后不久他又不幸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因此，凯恩斯未能完全参与市场后期诠释他作品的过程，而他的作品本来就十分晦涩难懂。不久之后，凯恩斯革命便戛然而止--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我们认为，理解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关键要素是经济周期、系统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投资取向。在分权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中，食利者以杠杆方式投资于由政府政策扶持的，具有极强周期性的经济。经济系统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却鼓励了更多的杠杆投资，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但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写道，“为了董事会开会使用的，以及为精心管制的市场而设的一切亮丽而有效的投资伎俩均有面临崩盘的一天”。由于“公众凭其心理预期而决定投资金额度，并最终影响产出和就业水平”，在凯恩斯主义里描绘的经济总是在努力地趋向经济平衡点，而并非运行至平衡点后便一成不变。

　　如今，当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图穷匕见，许多人都将其归咎于市场在经济深陷危机时过度依赖于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我们不能苟同。凯恩斯主义本身并无大碍，但在中国却缺乏合适的运行的环境。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制把这些解决方案产生的收益不公平地划分给了许多拥有资源的国有或相关实体，而大众却并没有从此得到太多的利益。收入分配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匹配，违反了凯恩斯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投资分配原则，并强烈抑制大众参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一个以特权分配资本的体系里，财富分配体制被扭曲。群众苦苦地储蓄，却最终只落得为一些特权机构提供廉价资本去进行缺乏效率的投资，而那些特权机构继续从中累积投资收益。最终，由于边际回报率不断下降，经济的发展最终止步不前。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派经济学近日的争辩反映出了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旧有模式已无以为继。在最近召开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指出下一步的发展方针“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歧路”。新政策特别关注了全民社会福利以及允许私人资本涉足之前只有国资方能参与的行业项目。我们在这篇短文对凯恩斯主义的诠释无疑仍然难免有失偏颇。我们活在一个过渡式的，或者又有可能是跨越式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机制，使拥有资源的一方将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以为广大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依靠个别人的积善。之后，我们便可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凯恩斯理想中的凯恩斯主义者。

　　洪灏为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