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激活经济增长动能是当前重大命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问题复杂而突出，出路在于探求新的发展模式，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长期来看，最需要的是市场化环境，这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去过剩产能、去泡沫、去杠杆仍未完成，传统经济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相背离，传统宽松政策因此陷入两难；人民币汇率坚挺与短期稳增长政策相矛盾，经济增长、物价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等指标在不同区域严重分化，这些矛盾需要宏观调控更倚重差别化和定向化的结构性宏观政策来解决。

　　经历了6月中旬以来的急跌行情之后，判断沪深股市短期走势的难度突然大增。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长远来看，沪深股市的走势如何，最终取决于我国经济的走向。诚然，提振股市，维护股市的稳定健康是推进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一部分。只是今天的市场格局与面对的环境与2007年股市大跌时已很不一样，当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今天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始终不减，经济基本面对股市大跌的承受力不同，现在比过去弱。如果实业回暖了，那股市就有了向上的坚强支撑。

　　客观而言，当前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已公布的多项数据表明，微观经济活动仍不够活跃，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还不稳固，但经济的新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中。多种迹象显示，在经济进入持续复苏通道前，加大稳增长力度会成为下半年政策主基调。考虑到资金面临外流压力，外汇储备和法定准备金率亦在历史高位，下半年仍存在降息降准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说，当前过剩产能、去泡沫、去杠杆仍未完成，传统经济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相背离，传统宽松政策因此陷入两难；人民币汇率坚挺与短期稳增长政策相矛盾，经济增长、物价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等指标在不同区域严重分化，这些矛盾需要宏观调控更倚重差别化和定向化的结构性宏观政策来解决。

　　央行日前“意外”降息、降准政策的意图，本意就是在于提振经济大势。用专家的话说，此次货币“双降”，就是为了“三救”——救经济、救地方、救企业。一救经济大势，以宏观调控降息，务必使经济运行保持在“限”上；二救地方，虽然地方债在纾缓，但融资成本和债务压力使地方经济难以活起来，而“双降”有助地方降低融资成本；三救企业，就是救实体经济，救农业、救小微企业。

　　截至5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267321.89亿元人民币，环比减少379.50亿。从今年2月起，该项数据已连续4个月负增长。外汇占款数据的变化意义在于，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走势的预期。外汇占款增加，说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流动性，使降准的预期和必要性有所降低，反之亦然。

　　看近来央行的降息、降准、逆回购、MLF、PSL等一系列操作，收短放长，引导资金利率运行中枢下行的意图明显。央行意在保持流动性相对合理，提振市场信心，以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正如李克强总理日前在法国图卢兹的中法工商峰会上所言，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灵活应对，加大定向调控力度，适时预调微调，推动结构性改革，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同时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不断巩固中国经济向好基础。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会议上也表态，要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从严从实推动金融改革创新，进一步激发金融活力，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也是积极的。很多大型基建项目正成为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推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全国投资增速，高近7个百分点，显示基建投资在增量中的主要作用。据悉，现在经国务院批准轨道项目的城市有39个，总的规划里程超过7300公里。截至目前，已经有22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2764公里。发改委已梳理提出了68个拟新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这些项目将在2015年到2017年开工。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财政支持下的“投资一柱擎天”格局。

　　不过，这也引出几大不能忽视的问题。

　　首先，虽然投资项目已大量批准了，但需要注意，在整体经济下行，企业活力不足，市场资金参与政府项目的积极性降低；融资渠道没有结构性的改变；地方债务负担沉重，财政管理趋严，软约束变成了硬约束等多重因素掣肘下，如何融到资金是关系到项目能否落地的大问题。近期审计署在审计中重点抽查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开工情况发现，13个省区的部分项目未按计划开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地方政府财政与债务压力太大、行业运行与企业经营状况太差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经过了多年高速增长和信用扩张之后，很多地方的经济需要放缓速度、仔细调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坦承，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财政收入总体呈现回落的态势。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几项工作，如扎实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加大力度推广运用PPP模式，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等。

　　其次，眼下地方财政收入日渐紧张，地方政府日子开始变得紧巴巴，这在今后可能会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尤须严防政府“灰色收费”抬头。例如，在湖南某镇，2013年新任领导上任以来，为解决财政紧张，出台了一个“奇思妙想”的办法：镇政府默许违章建筑的存在，前提是向镇政府缴纳一笔1.5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赞助费”，“然后就随你怎么盖”。这种做法指向了基层政府中的普遍性问题：基层财政紧张，究竟该怎么办？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无论财政收入怎么下降，向民众寻求“开源”应属非常之举，而且要经过合法合规的程序，公权力不能任性地发明什么野路子、土办法。

　　此外，要防止银行信贷风险向更多行业蔓延。据央行近日发布的《2014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因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银行业资产质量下行压力增大，不良贷款率上升，部分行业、领域和地区的潜在风险值得高度警惕。标准普尔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有可能迎来第二波信贷风险，主要是来自中型及大型的制造商。过去一至两年，出现信贷风险的公司主要从事采矿及沿海出口，所以沿海的城市商业银行受到较大影响。而房地产价格的调整则会为银行信贷带来隐忧。

　　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问题复杂而突出，出路在于探求新的发展模式，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市场化环境，这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