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真的问责便不可能有对民众的负责

新华社最近对部分热点事件的处置调查，让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在处理热点事件时，是“表态多，后续跟进少；道歉多，问责整改少；调查多，真相公布少”，从而使事件的后续处理沦为“半拉子工程”。该报道把此种现象称为“热回应，冷处理”，并归纳了三种套路：一是“第一时间”回应，事件真相却“雾里看花”；二是号称“严肃查处”，调查结果却迟迟未见公布；三是处置罔顾民意，事后道歉“一笔勾销”。

事实上，出现所谓热点事件处置的“烂尾工程”，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地方政府在事发之初能够“热回应”，是因为事情在网络和媒体的助推下，已经发酵，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这个时候，如果地方政府的回应慢半怕，势必会遭到舆论指责，进而影响到上级机关对自己的评价，与其如此，不如摆出一种高调姿态，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动用公共资源进行应急处置，以显示自己对问题或事故很重视，“以人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既敷衍了媒体和舆论，间接也能博得领导的好感。

由此看来，部分热点事件的“热回应，冷处理”套路，其实是很符合传播学规律的。尽管如此，热点事件的背后，往往与违法乱纪或渎职失职有关联。当初的“热回应”，不过是为了应付汹涌的民意，用一个高姿态来安抚民众而已。这个“危机”过去后，假如再“热调查”，就势必会牵涉到一些官员，恐怕是“自找难看”，即使调查者本人在事件中没责任，被调查对象毕竟是相熟的同事或下属，深入调查下去，肯定会查出问题，轻的会影响其仕途，重则可能坐监。对本地方或部门来说，其实是不希望看到有这一幕的，他们宁愿事情内部处理。所以，一旦舆论不再继续关注此事，理性的选择就是能拖则拖，能拖多久则拖多久，直至最后不了了之。

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其实，我们从一些被处理和问责的官员时隔不久即复职能预知此一结果。官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对于媒体和大众而言，官员之间的价值和身份认同使他们易“抱团取暖”，否则，可能一损俱损。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网络的传播效果，地方或部门也许“热回应”的姿态都无须一做。网络使地方或部门领导为了仕途而不得不摆出一付高姿态“取悦”民意。

然而，如此处置热点事件也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由于官员的权力不来源于民众，他也就无须向民众负责。大众和舆论对事件的“围观”客观上会对官员形成一定压力，尤其是在目前网络反腐发挥一定作用的时候——它使得官员不能不回应民众的关切， 但也仅仅是回应而已，因为这种“围观”压力多数情况下不大可能直接转化成对官员的任免。除非事件非常恶劣或者事后处置太不得民意。即使这样，若上级一意“袒护”，大众也奈何不得，即便出于各方考虑，不得不将其免职，也极可能在风波过后再起用。

所以，这决定了我们现在对事故官员的问责不是一种真正的问责。真正的问责必须体现民众的意志，即民众是问责的主体，而非上级。民众问责当然不是由民众直接问责，乃是由民众的代议机构——人大启动问责程序。要不要对官员问责，问多大责，由人大秉持民众之意志来决定。

故要避免热点事件出现“半拉子工程”，必须建立起民众问责的机制，由民众来行使问责之权力。这就需要将选拔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如果现在还无法做到这点，也应扩大民众对官员任免的权重。一些专家针对这种状况，从技术角度提出了很多解决办法，如建议多部门启动专门程序“全程紧盯”；建立由第三方参与的调查机制，吸纳媒体、人大代表、死伤者家属等多方参与；或者司法机关介入后续的侦查、调查，对事件当事人和相关拖延塞责的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等，不是不可以，或者在目前确有必要；然而，要进行治本，则须把问责主体由上级机构交由民众。就如习近平日前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的，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唯其如此，官员才会真正对大众负责。